二 阴影里的祖宗

如果从空中掠过北京，你会发现这座古老的大都市中心，有一组气象庄严的古老建筑，严密有序地占据了城市的中轴线，这就是被称为故宫的紫禁城。兴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的紫禁城，至清朝灭亡的五百余年间，先后有二十四位皇帝在这里执政。漫长的五个多世纪里，这里是帝国的心脏，帝国的最高决策从这里发布出去，遥遥地指挥着广袤国土上的亿万兆民。

紫禁城众多的建筑中，有一座最为高大出众，那就是太和殿，民间习惯性地把它称作金銮殿。金銮殿上最显赫、最夺人心目的无疑是那把沉重无比、被称为龙椅的椅子。那张以现代人的标准看来，坐上去并不会觉得舒服的椅子，普天之下只有皇帝一个人才有资格把他尊贵的屁股放上去。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打进金銮殿坐北朝南，高踞于那把庞大的龙椅之上，是不少胸怀大志或腹藏野心者激荡在心的绚丽梦想。

当后来被史家们称为崇祯或是明思宗的那个末代皇帝还是一个名叫朱由检的年轻人时，他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坐到金銮殿的龙椅上，成为整个大明王朝唯我独尊的最高统治者。

多年以前，朱由检还是一个虚岁十一的少年，他站在距龙椅几步开外的地方，好奇地看着坐在龙椅上的那个峨冠博带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是他的哥哥。朱由检抬起头天真地问：皇上，你这个官儿我可做得否？他的哥哥微笑着随口回答说：我做几年时，当与汝做。

对一个开国两百余年的大帝国的末代皇帝来说，在崇祯面前，是无数已经成为历史的传统，是一长串站在阴影里的祖宗。他们虽然已经先后辞世，但他们的影响却依然无处不在。更何况，对崇祯来说，他的这个帝位来得有点偶然，偶然得他并没有多少心理准备。

史学家孟森先生说过：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更有史家进一步指出，明朝表面上亡于崇祯，实质上却亡于比崇祯早几十年的他的祖父神宗万历。因此我们检讨甲申之变，许多事情却要从万历时代甚至开国之君明太祖朱元璋时代说起。

大明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一桩株连甚广的案件发生了，那就是史家们所称的胡唯庸案。胡唯庸早年与朱元璋一同打天下，是朱的亲信之一。洪武三年，官至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任右丞相。此后，升至左丞相，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首。随着权势的不断扩张，胡唯庸日益骄横跋扈，擅自决定官员人等的生杀升降。各地上报朝廷的文件，凡是对他不利的，一律扣压、销毁。大批趋炎附势的官员为求自保，纷纷向他重金行贿。这种过火的做法，引起了朱元璋的极大关注和不满。于是，就在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对胡唯庸集团下手了：胡唯庸被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处死，受其株连者达数万人之多。

胡唯庸案的意义不仅在于胡唯庸集团遭受灭顶之灾，更在于从那年起，朱元璋即宣布废除丞相制，并告诫他的子孙，“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丞相始于战国，为百官之长。秦朝时成为封建官僚组织中的最高官职，辅佐皇帝，综理全国政务，以后历朝历代皆沿袭之。关于丞相的职责，汉初名相陈平曾下过结论：“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讲：“依照文字学原义，丞是副贰之意。所谓相，也是副。……所以丞是副，相也是副。正名定义，丞相就是一个副官。是什么人的副官呢？他该就是皇帝的副官。皇帝实际上不能管理一切事，所以由宰相来代理。”作为皇帝最重要的助手，到朱元璋时代，丞相这一职位已存在了一千五百余年。

丞相制的废除，是明代政治的一个重大特点。通俗地说，这种政治体制成了一种名符其实的专制政治，即皇帝亲自统率六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切均由皇帝独裁，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这种体制，当然可以有效地防止曾引起朱元璋高度重视的元末“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但同时也使皇帝成为整个帝国任务最重的人——通俗地说，废除了丞相之后的皇帝，相当于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总理；既是一家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是总经理。《明史·职官志》对此的记述是：“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

皇帝“自操威柄”的体制下，可想而知的一个既定事实是，如果皇帝想要称职——哪怕仅仅是基本称职——他也将成为帝国上下最忙碌最必须陷入无始无终工作的人，“皇帝实际上是将过去的君权与相权集于一身。这样，皇权的确是大大加强了，但需要由皇帝直接处理的政务也大大增加了”。明制，皇帝一天要上早、午、晚三次朝，在短短的二十四小时里，皇帝得三次和文武百官见面，既要听取各方面的汇报，还要对这些五花八门的汇报作出相应的指示。据统计，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的八天时间里，朱元璋除了每天三次上朝外，其余时间还批示了各个部门送到宫内的奏章一千一百六十件。这些来自各部门、各地区的奏章，有的专讲一件事，有的则一个奏章讲几件事，综合起来，一共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