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凶兆与流年

会保护他在山西曲沃的老家。《明史·李建泰传》明确指出：李自成逼山西，“建泰虑乡邦被祸，而家富于赀，可藉以佐军，毅然有灭贼志”。

李建泰带部队出北京城后，慢腾腾地按照古代军队日行三十里的速度向前推进。与此同时，李自成的军队早已渡过黄河，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席卷山西。当李建泰行至离北京城不过百里之遥的河北境内时，他的军队已经有不少人开小差扔下武器逃跑了。

荒唐的是，沿途所经过的州县害怕李建泰进城征兵索饷，竟然关上城门，不准这位持有尚方宝剑的内阁大学士进城。李建泰大为光火，下令派兵攻打，这才得以进入一座叫广宗的县城。攻打帝国治理下的广宗，这几乎是李建泰此次代帝亲征中唯一一次像样的军事行动。当李建泰的老家曲沃失陷的消息传来，他又气又怕，病倒在军营。此后，他就一直在河北境内徘徊。等到李自成部下刘芳亮围攻他所在的保定时，他完全放弃了抵抗，干净彻底地向反贼投降。一个多月前崇祯赐给他的金杯、敕书、尚方宝剑和关防大印都成了农民军的战利品。此时，几百里外的北京城里，崇祯还在苦苦等待他凯旋的消息。

早在李建泰出北京城之后第三天，崇祯误听传闻，忽然召见兵部尚书张缙彦，问他：真定陷落了，李建泰也遇害了，你知道吗？张缙彦回答说不知道。崇祯生气地说，我在深宫都知道了，你作为兵部尚书怎么还不知道？张缙彦说，我还没见到塘报。崇祯说，那为什么不派人远侦？张缙彦回答说：骑侦须工食，臣部钱无一缗，无从侦骑。——兵部作为帝国的最高军事机构，竟然穷到了连派几个骑兵出去侦察也没钱的地步，这在历史上简直是空前绝后的奇闻，说明甲申年的明王朝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末路。

眼看走投无路，无计可施的崇祯悻悻地发了一道罪己诏。

罪己诏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国粹。在古代，大凡遇到天下有灾异或是大动荡，做皇帝的就得下一道诏书，诏书的主题就是皇帝自我批评。苏东坡认为，罪己诏有利于挽回人心，网罗民意。着名的如汉武帝，晚年就向全国吏民下达过《轮台罪己诏》。

对崇祯来说，下罪己诏已不是什么新鲜花样了，在他执掌帝国的十七年里，一共下过五次罪己诏：

第一次下罪己诏是崇祯八年十月，原因是农民军攻克凤阳并把朱家的皇陵挖得一片狼藉。被人刨了祖坟，就是平头百姓也要红眼拼命，何况皇家呢？第二次下罪己诏是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原因是清军入塞深入山东，俘走人丁近四十万；第三次下罪己诏是崇祯十六年六月，原因是张献忠攻破武昌，宗室楚王被杀，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第四次、五次下罪己诏便是崇祯十七年——也就是甲申年——二月和三月，当是时，帝国如同汪洋中的一条破船，随时都有被风雨吞没的危险。

然而，几乎和以往所有的罪己诏一样，崇祯的第四道罪己诏充斥的仍然是文过饰非的空洞说教和对满朝文武的严厉批评。估计有幸读到这道罪己诏的吏民已经不多了——其时，帝国命令的传达范围早就局限在极其有限的区域内。

空洞虚伪的罪己诏对生民涂炭、兵火连天的天下于事无补。更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崇祯的第四道罪己诏下达四天后，李自成也发布了一道诏书，像是要和北京城里的崇祯唱对台戏。这道传布天下的诏书中，李自成历数了大明帝国的种种罪恶，如“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宫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阎之脂膏尽竭。……公侯皆食肉纨袴，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同样在这道诏书中，李自成要求明朝君臣审时度势，及早向他投降，这样还可以“如杞如宋，享祀永延”。就是说，如果崇祯愿意把天下拱手交出来，不但可以保全身家性命，还能得到小国封君的待遇。

至此，哪怕是最麻木的明朝官员也已明白，享国长达二百七十多年的大明王朝真正走到油枯灯灭的最后时刻。他们那位多年来一直阴沉着脸的皇帝陛下，在龙椅上的日子快要到头了。

和大臣们相比，崇祯心里更加明白火烧眉毛的严竣局势，但他一直还在等待，等待并不可能发生的奇迹。他的臣子们把这封类似最后通牒的李自成诏书给他呈上去时，他出奇地没有大发雷霆或是痛哭流涕。他很冷静，反常地冷静。

但他不可能选择李自成给他指出的道路：投降。

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将和祖宗打下的江山一起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从做皇帝的那一天起，他就被命运锁定成大明王朝的殉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