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圣经》与政治

以反对耶稣和雅各之言，因为他们禁止所有起誓。1656年福克斯由于提倡这种观点而被送上了法庭，但到1689年，贵格会信徒获准“在全能的上帝面前”简要作证，但不准在刑事案件中作证，不准当陪审员，也不准担任公职。

1682年，在威廉·佩恩[12] 的领导下建立了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同年一条法律出台，规定人们作证时必须“庄重地承诺，所说属实，无一缺漏，全部属实”。但问题依然存在，首先，此地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上述规定有可能与英国的法律相抵触。其次，此地还吸引了一些来自爱尔兰和德国的移民，他们对不按传统做法起誓的证人和陪审团成员不放心。在历经诸多磨合之后，终于达成妥协，国王允准贵格会信徒在刑事案件中作证，可以担任无涉上帝的公职，但其他人员仍需起誓，誓词由相应的官员安排。这样做的后果是，贵格会信徒不能担任一些公职，最重要的是，不能担任地方行政官员和法官。

更严峻的考验是解决服兵役的问题，因为贵格会信徒都奉行和平主义。乔治·福克斯拒绝为联邦而战，不愿参加反查尔斯·斯图亚特（Charles Stuart）的战争，其立场是严格基于《圣经》文本的：

“我们爱好和平，寻求和平、美德和所有人的福祉……因为基督说过，‘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所以他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13] 这是圣徒们的信念和耐心，去支撑和忍受所有的事，晓得报应在主，他必报复那些伤害其子民、毁谤无辜者的人；故此我们不能复仇，却要为了他名字的缘故而忍受。”

布尔斯廷（Boorstin），第48—49页

虽然在贵格会信徒们看来，他们似乎已逃离了英格兰，来到了一块能过自由安宁的生活、不再受英国国王的政治军事野心侵扰的土地，但殖民地的地位却使他们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的目标。于是，他们又卷入了一系列对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战争，但在南北殖民地的保护下，他们大体上避免了这两个方向英王敌人的攻击。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受彼此势不两立的殖民者压榨的印地安人向宾夕法尼亚发动了战争攻势。1755年，西部边界的定居者备受印地安人和弗兰克林（Franklin）的折磨——后者当时是议会中折衷党的首领——这使他们发动舆论，支持组建必要的军队来保卫殖民地。1756年总督和管委会向特拉华和施瓦尼的印地安人宣战。宾夕法尼亚议会中的贵格会多数派全体辞职。

从这段历史汲取经验教训时，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以上论述我主要依据了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的资料，他痛惜贵格会信徒对自身动机和行为纯洁性的关注，并相信只要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愿意妥协，就能既保住权力，又能对随后美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这绝非不公之见，但真符合实情吗？我们很难知道一个始终忠实于自身原则的和平主义者能在何处妥协。这可能是英格兰贵格会伙伴们的言外之意，他们要求美国的贵格会信徒不要动摇。这是一群向往和平的人士，倘若他们拿起了武器，就会失去原有的身份，无法再做他们曾经能够作出的那种见证。毕竟，他们已着手建立一个把这种原则当作公共政策来遵守的社会。然而，他们的事务从没有完全操控在他们自己手中，就像在有关发誓的争论中所表现的。英帝国的野心卷入了宾夕法尼亚所发生的事务中；那些前往殖民地生活的其他人也许会对应当怎样对待那些掠夺他们定居点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简言之，贵格会信徒欲将其原则化为公众政策的企图忽视了平衡不同（有时难免是彼此冲突）原则的需要。结果他们成为一种边缘的、先知式的群体，愿意以其生命证实战争和强权的残暴。这种做法不可能引出像路德教义所催生的那种长治久安的国体。但在那种严格区分精神王国和世俗王国伦理观的努力被质疑了很久之后，贵格会信徒可能通过拒绝放弃上述原则应该影响公众生活的主张而作出持续不断的贡献。

性别政治

我们刚刚探讨过的历史都与将福音书中的训谕转化为世俗社会的指导原则方面的努力有关。无论路德还是再洗礼派信徒或贵格会信徒，其不足之处都在于他们相信，这种转化过程会相对直接和容易，就像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那样简单。但在16和17（或18）世纪，要将福音书和保罗书信中的格言警句落实到社会政治现实中显然还要做更多的事。它需要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状况：就路德而言，需要注意到德国君主间的权力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利害冲突（路德确实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他没有认识到这一情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经书的解读）；就贵格会信徒而论，则需要注意到英王的干涉及其帝国扩张的野心。

最后，我想讨论一个引起了更多争议的话题，涉及当代社会是否应该落实《圣经》训谕，即性别政治的问题。

许多人都明确地意识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既需要我们对《圣经》进行批判性的阅读，又需要在经卷和当代现实之间建立一种富于批判性和创造性的互动关系。

简言之，《圣经》中有许多明显属于父权制观念的内容，要求妇女顺从男人，将男性的地位置于女性之上。我们已注意到了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