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结语

本无法胜任拿破仑法典[9] 所能承担的工作。

另一方面，认识到《圣经》具有产生不同意义的潜力并不意味着《圣经》对其他事物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力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被削弱。我们论证的全部要点就在于表明，《圣经》在很多社群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并非不存在危险。正如造就了一大批改革家、致力于解放运动的政治家和和平缔造者一样，《圣经》也导致了某些深具压迫性的殖民者社群的形成。

这一事实的真正意味是，我们必须学会更具批判性地阅读《圣经》。我们必须更好地适应《圣经》文本中各种不同的声音。同样，我们还需要意识到使用《圣经》的不同方式，并学着鉴别这些不同的使用方式。

在这些任务中，我们已经探讨过的各种解读方法都可以发挥各自的作用。通过辨析文本中的不同倾向和影响，宗教史家能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圣经》的复杂性。许塞勒–菲奥伦扎对《路加福音》中的父权制倾向的分析使我们注意到了某些传统在《圣经》中——无疑也在随后的《圣经》解读中——是如何被边缘化的。她的研究方法使我们听到我们可能忽略的声音。与此类似，玛丽·格蕾对旷野主题的想象性运用能鼓舞人们在教会摆脱父权制后的困境中生存下来，并发现更加人道、更加一体化的集体生存模式。

读者将再度被所属社群的规范和阐释惯例所引导。那些基督教社群中的信徒将深受基督教正典形式的影响。正如我们从德斯蒙德·图图对拿伯故事的解读中所看到的，它那《新约》与《旧约》相互贯通的背景创造了一种强有力的神学架构，使读者得以在此架构中解读文本。

即便如此，读者们也必须在这种解读方法产生的不同阐释之间作出自己的判断。就此而言，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将不得不依靠自身的道德资源。但这不仅仅是个人对《圣经》文本加以判断的过程，因为阅读的过程更为复杂。根本原因在于，阅读行为不可能孤立地发生，读者皆属于某个社群，这些社群受《圣经》文本影响，同时又反过来培养自身的道德意识。因此，善于思考的读者总是以《圣经》文本和自己的经验，一如我们在诸多事例中所看到的那样，来检验那些继承而得的道德感。这一过程将延伸还是被打断呢？从某种特定的视角进行的解读还可能有其他的意义吗？这种意义能让人走出僵局，为日益枯竭或（更糟地）正导致压迫和自我欺骗的传统带来新生吗？

另外，在此过程中读者不能仅仅依赖他们继承的价值观。随着学会辨析文本中的不同声音、不同的阅读方式和文本的不同架构，读者的道德宗教想象力和判断力都会受到影响，变得更为敏锐。有慎思明辨和全神贯注的解读出现的地方，集体的传统就会得到支持和发展，并保持勃勃生机；在缺乏这种解读或这种解读被边缘化了的地方，传统也会衰落。但即使这样，也并非所有的传统都丧失殆尽，因为历史上总有道德楷模和先知式的人物出现，他们深深承载着《圣经》文本中的理念和意象，能够更新他们所继承的传统或创建他们自己的新社群。

《圣经》还有一个显著特征我们很少注意到，即其年代的久远。其中最早的材料已有大约三千年的历史，大部分内容皆有两千年的历史，而《新约》的历史也只是稍微短些。那么，这批古老的经文对于在时间上距离它如此遥远的读者来说仍有意义吗？对此，人们一次次地投去怀疑的目光。毫无疑问，倘若这批文本仅有为其最初听众承载的意义（以及被期望承载的意义），我们便大可怀疑，在一个像现在这样迥然相异的时代里，它们还会有任何前途吗？然而《圣经》的历史表明，其中的故事、意象、隐喻、道德和宗教概念已经塑造并将继续塑造世间万众的经验和理念。非洲和亚洲近年来的历史证实，《圣经》的这种能量并未消减。目前所需要的是目光敏锐的读者，关注《圣经》赋予生命力的潜能，警惕《圣经》中较为灰暗的语调。

清洁派信徒（Cathar）：一种基督教异端派别，兴盛于12至13世纪的西欧，主张放弃禁欲主义。

胡斯（Huss, 1372—1415）：捷克斯洛伐克宗教改革者，曾因质疑天主教会的权威性而被开除教籍。

托钵修会修士（friar）：一种化缘布道的天主教信徒，活跃于中世纪前期。

有主教等教会官员讨论教义、教会管理等问题的会议。

教诲性仪式（teaching office）指用来教诲信徒以求强化其信仰的宗教仪式，一般具有固定的程序，通常伴以读经、唱诗、讲道等。

相对于“主要的信仰准则”，即基督教所有教派都必须遵守的信仰准则（如信奉耶稣为基督、不可崇拜偶像等），“次要的信仰准则”（subordinate standard of faith）指仅为某些教派遵守的信仰准则（如天主教信奉马利亚为圣母，新教则无此信条）。

T.S.艾略特（T.S.Eliot，1888—1965）：英国诗人、文学批评家，自称在宗教上是天主教徒，政治上是保皇派，文学上是古典主义者。所著《荒原》（1922）被誉为西方现代派诗歌的里程碑。1948年因《四个四重奏》获诺贝尔文学奖。

《塔木德》（Talmud，复数形式Talmud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