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圣经》与其评论家

经验主义哲学的兴起。所有这些科学和哲学都力图把人类知识和对人类事务的管理完全建立在人类理性之上。在欧洲那些追求从其专制状态——其权威性得自与不同教会的联盟——中获得政治解放的人们手里，这类哲学成了强有力的工具。法国哲学家笛卡儿说，人类知识赖以建立的根基不应是传承下来的信念和权威，而应是“明晰确切的思想”；只有让所有的信念经受彻底的检验，我们才能认识这种“明晰确切的思想”。

在英格兰，这些发展趋势在一群彼此联系并不紧密的自然神论者[2] 身上得到了特定的表现。他们在管理人类事务时，试图将宗教排除在外。他们说，上帝是一个遥远的角色，他创造世界之后就将其置于一旁，让它按自身的设计运行；这恰如一个钟表匠为钟表上足了发条，便让它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转。他们抨击《圣经》，部分是因为《圣经》中含有上帝干涉人世、影响宇宙物理（“自然”）规律的故事；部分是因为《圣经》试图把一套据称是由上帝创制，但却违背自然道德的律法体系强加于人。因此，他们嘲讽《圣经》的神迹故事，抨击其中重要人物的道德观念；他们还抨击一些教义，正是借助于这些教义，正统基督徒将《圣经》的权威性定义为神启的至高媒介，称其没有任何错误。他们指出，《圣经》本身存在着种种混乱的记载和彼此矛盾的说法。他们最爱挑有关耶稣复活故事的毛病，许多著作都以此为题。在此类著作一些较为生动有趣的表现形式中，使徒们被想象为正在受审，接受盘问，看他们提出的辩护理由是否站得住脚。这类题材的上佳之作是托马斯·舍洛克（Thomas Sherlock）著于1729年的《见证人的受审》（斯蒂芬[Stephen]，第1卷，第203—204页）。

18世纪时，这类文献在不列颠可以比较自由地传播，并流传到了法国和德国，但在这两个国家，极其严格的审查程度却限制了文献的传播。在此背景之下，《圣经》批评史上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这就是所谓的“选篇之战”。在这场论争中，代表理性主义者一方的主要人物是当中学校长的德国学者赫尔曼·塞缪尔·赖马鲁斯（Hermann Samuel Reimarus）和剧作家、文学批评家、哲学–神学家戈特霍尔德·以法莲·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莱辛一度在汉堡管理剧院，在此他创作并上演了第一批真正的德国戏剧，后来在位于沃尔芬比特尔的不伦瑞克公爵那里谋到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他在这座图书馆的一项职责是整理编订尚未发表的手稿。早在汉堡时莱辛就是赖马鲁斯及其家人的朋友。赖马鲁斯交给莱辛一部手稿，其中运用并发展了《圣经》的自然神论批评，因为害怕遭到监禁和社会排斥，他不敢公开出版。莱辛决定从手稿中摘录一系列片断出版，假称它们发现于公爵的图书馆中，出自某位“不知名的作者”。第一次出版的两部分包含了从自然神论批评中引用的内容，体现了作者对自然神论批评的完全理解。赖马鲁斯抨击了对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一神迹的叙述，并不辞劳苦地计算出三百万以色列人及其所有辎重过海所需要的时间，最后得出结论：这个神迹与其说是分开海水，还不如说是让以色列人在被埃及人追上之前就及时过了海。然而，他揭露耶稣复活故事中矛盾之处的那部分内容却引起轩然大波，并导致一场影响巨大的公开论辩。

之后，莱辛于1778年又出版了一个选篇，名为《论耶稣与其门徒的意图》。

前两段把耶稣刻画成一个纯自然宗教的布道家，并记述了他与当时犹太人的关系。后一段记述完全就是一种讽刺。赖马鲁斯说，像法利赛人一样，耶稣也教人以生命不朽的教义；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还训导人以公义，要人摆脱外在的遵法守命，不受伪善的约束。然而，这时赖马鲁斯却突然引入一个全然不同的议题：“就在那时，可以确切无疑地说，耶稣在其教诲中把人们引向了宗教真正伟大的目的，即得到永远的赐福；由此，剩下的问题就只是追问，耶稣在他的教诲和行动中对其自身有何目的？”问题几乎是以事后想法的方式引入，好像此问题在赖马鲁斯的脑海中形成之际我们都在场。随后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段落，赖马鲁斯一口气列举了由此问题引出的一系列文学和历史难题。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它对比了“宗教真正伟大的目的”——传授一种纯正的对上帝和道德的理解——和耶稣“对其自身的目的”。后来的论述使问题逐渐明晰化，可知赖马鲁斯所追问的其实是耶稣对当时最紧要之事的关注：涉及犹太人摆脱罗马统治而获得独立的雄心，以及那时的政治势力及其控制和分布的状态。这是一个革命性的问题。在一些有关耶稣的早期描述中，他被刻画成一个天界的人物，来到世间启示天界的奥秘，并创建一种全新的宗教。这种启示的宗教超越了人类理性的范围，轻易就得到了当时独裁政治的支持。赖马鲁斯提出的问题显示出耶稣影响了1世纪民众的希望、恐惧和追求，这就把耶稣又带回了人类历史和政治的领域。这样的问题破环了教会势力范围和国家势力范围完全分立的局面，在这种分立中，教会只对男女信徒一些超自然的目标负责；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