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圣经》与其评论家

于其他方面，则无条件地支持由世俗统治者来处理。那么，是否像赖马鲁斯提出的那样：当耶稣宣告上帝的王国将临之际，他指的是从政治上推翻统治势力即罗马人？考虑到已出版的选篇中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暗示，帝国检查官禁止莱辛再出版这种已经引发了一场重要公开争论的选篇就不足为奇了。

赖马鲁斯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历史方面的问题，要想回答它们，就必须使用历史学家能用到的所有工具和手段。

赖马鲁斯已经详细地阐明了探究耶稣生平和思想需完成的一些工作。首先要仔细考察表现耶稣生平的主要资料来源，即同观福音书，看看它们在何种程度上被后人修订和篡改。此外，还必须细致地辨析某些词语和短句在当时的含义。耶稣对他同时代的人说，要期盼“上帝之国”的降临。但按耶稣听众的理解，这种主张究竟意味着什么？

赖马鲁斯著作的出版开创了一个各种研究论述层出不穷的新时期。对此，20世纪初期的阿尔贝特·施魏策尔（Albert Schweitzer）在其经典论著《探寻历史上的耶稣》一书中曾予以评述。这一探寻过程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最重要的就是将耶稣切实地置于1世纪宗教信仰及运动的情境中。事实上，在过去要进行这样一项历史考察需付出巨大的努力，现在依然如此。只需回顾一下1948年以来人们已经从事过的解读、翻译及编辑死海古卷的工作，就能明白这项历史考察涉及多少对大量相关文献进行学术编订的事务，而只有在此之后，对它们予以诠释，进而揭示耶稣与其关系的工作才能开始。由于所涉原始文献及其影响在地理范围上不断拓展，这项任务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大。

一方面，《旧约》文本植根于辽阔的古代近东世界；另一方面，基督教又迅速扩展到罗马人所辖巴勒斯坦以外的希腊–罗马地中海世界。为了充分理解《圣经》在古代世界的宗教信仰与实践发展史上的地位，我们需要知道的知识确实多得惊人。如此一项事业只能由众人共同完成。

我只举几个例子。19世纪时，一系列现在被普遍视为表达了“启示”思想的文献逐渐为人所知。以往，这类文体只见于《圣经》的《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而如今，更多的同类文本已被发现。此类著作皆称基于某种上天的启示写成，故能揭示上帝意图的奥秘，例如借助于上帝的戏剧性干预，如今的“罪恶时代”如何会被“将临的时代”所取代，一个新天新地将会出现。诸如此类的文献能帮助我们理解耶稣宣告“上帝之国”将临的真正含义吗？一篇名为《摩西遗训》的此类文本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兴趣，其中提到推翻“撒旦之国”而代之以“上帝之国”。经过一连串的宇宙灾难和动乱，撒旦的统治将被推翻；恶人必遭惩罚而义人必享永久的至乐。我们确实能在福音书中找到和这一文本类似的地方。在耶稣于旷野遭试探的故事中，撒旦将世间的万国呈现给耶稣，这肯定意味着，至少在那时，万国是撒旦的，能够由他赐予人。与此类似，在所谓“小启示录”的《马可福音》第13章，耶稣也预言了与《摩西遗训》中类似的突发性宇宙大动乱。

我们应当如何解释这类文本？约翰尼斯·威斯（ Johannes Weiss，参见他的《耶稣对上帝之国的讲论》，1892）、阿尔贝特·施魏策尔等学者认为，它们与耶稣的思想非常接近，耶稣盼望历史上出现强有力的神圣干预行动，终结这个罪恶的时代，在人间建立起上帝的统治。在这方面（若非在别的方面）耶稣当然是被误解了。

受此结论的影响，另一些学者认为，像《马可福音》第13章一类的段落是由后世教会写成的；还有人说，它们乃是基于耶路撒冷被毁灭的特定预言而作。然而不论对哪种说法，人们都可能提出：耶稣赋予“上帝之国”一词的含义与该词在启示文学中的用法其实相差甚远。一些学者认为，该词与拉比们对个人接受上帝意志的看法较为接近；其他学者提出，该词指的是上帝对历史的干预，这种干预尤与耶稣本人的治病和施教使命有关；另有学者甚至想在耶稣与1世纪那些争取解放的社群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后者追求以军事手段实现上帝的统治和以色列的独立（尽管这种观点在《新约》研究者中鲜有赞同者）。

这类讨论清楚地说明了《圣经》文本和其中的主要人物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特定的时代和文化，而这种时代和文化与我们自己的时代和文化常有很大差异，我们甚至完全不能理解。阿尔贝特·施魏策尔有一段名言，描述了我们对这种由历史研究揭示出的对耶稣的陌生感：

“对耶稣生平的研究有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起初是为了追寻历史上的耶稣，相信一旦找到圣子，就能把这位作为导师和救主的他直接带进我们的时代。千百年来，他被各种束缚锁定在神学教义的坚硬磐石上，而对历史人物耶稣的探寻放松了这些束缚，人们高兴地看到生命和运动再次注入这个形象身上，历史上的耶稣也似乎前来迎接他。但那位圣子并未滞留，而是穿越我们的时代，又回到他自己的时代。”（施魏策尔，第397页）

批评与创造性阅读

我们已经看到，教会内外的批评家运用种种方法，试图使《圣经》摆脱教会1,500多年来对它作出的权威阐释。如果说教会的阐释成功地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