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圣经》的成书过程

益于一套对辅音文本进行标注以代表所缺元音系统的创立，这些含糊不清之处才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此乃马所拉学者们的成就，他们最早从公元6世纪才开始编出有这种标注的《圣经》文本。

希腊文翻译：七十子译本

从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起，亚历山大东征成功之后，在犹太人所居世界的许多地区，希腊语都成为首要的交流工具。那时，犹太教社群广泛散布于地中海沿岸和中东各地。许多犹太人在亚历山大之类讲希腊语的城市里长大，并在希腊语学校上学，不少人不再讲希伯来语。自公元前3世纪中期起，五经开始被译成希腊文；随后数百年间，另一些著作也被翻译。也就是说，希伯来经卷被译成希腊文与希伯来《圣经》的正典化是同时进行的。

《圣经》的这个希腊文译本一般被称为“七十子译本”（Septuagint），该词源于拉丁文septuaginta，意思是“七十”。据《亚里斯提亚书信》记载，72个长老按埃及托勒密国王的要求把五经译成希腊文。他们得到周全的照顾，勤勉地工作，在72天内完成了任务。这件事虽然被普遍视为民间传说，但“七十子译本”这个术语却沿用至今，甚至在学术界也是如此。通常，人们用缩略语LXX来指代该译本。

在这个翻译和正典化并行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引人关注的特征。首先，希伯来文卷籍与希腊文卷籍的文本之间存在一些实质性的差异，突出表现在《耶利米书》上，其希腊文译本比希伯来文本要短得多。（有趣的是，较之正典希伯来文本，发现于库姆兰的希伯来文《耶利米书》更接近于希腊文译本。）其次，所收录卷籍的数目也有实质性差异，这既表现在七十子译本的不同版本之间，也表现在七十子译本与希伯来《圣经》之间。一般说来，《以斯拉一书》、《所罗门智训》、《便西拉智训》、《犹滴传》、《多比传》、《巴录书》、《耶利米书信》、《马加比传上、下、三书、四书》和《所罗门诗篇》未见于希伯来《圣经》，却被收进七十子译本。第三，编排顺序也有所不同，在七十子译本中，希伯来《圣经》的三分法被弃置不用。五经与其他历史著作之间似乎未作清楚区分。此后各书的顺序更加缺乏一致性：一些抄本将《诗篇》和智慧文学置于先知书之前（与某些新教《圣经》类似），另一些又与此顺序恰好相反。在一些版本中，《但以理书》被列于大先知书部分；在其他版本中，它又隶属于小先知书。

基督教的《旧约》

最初七十子译本是为大流散中的犹太人翻译的文献，它随后却为基督教社群所采纳，成为教会了解《旧约》（如其目前的称呼那样）的媒介。这意味着基督教《圣经》自始就比其对应的希伯来《圣经》含有更多的卷籍。七十子译本的语言影响了许多《新约》作者。直到4世纪末和5世纪初圣哲罗姆[3] 将基督教《圣经》翻译成拉丁文，七十子译本的地位才遭到质疑。哲罗姆开始翻译时，已有不少《圣经》卷籍被译成拉丁文，而他所关注的却是回归希伯来经文——只要有相应的希伯来文本存在。他使用了当今希伯来文《圣经》的一种早期文本，并且不遗余力地学习希伯来文。这使他的基督教《旧约》的拉丁文译本具有很强的可靠性。该译本日后成为官方《圣经》，也即“拉丁文通俗译本”[4] 。

然而，基督教《旧约》的历史无论如何也不会就此止步。《圣经》拉丁文译本的出现是西方讲拉丁语的基督教与东方基督教开始分道扬镳的标志，后者讲希腊语、古叙利亚语、科普特语、埃塞俄比亚语和其他一些语言。东方各教会的《圣经》篇目相去甚远：埃塞俄比亚正教的正典收入81本书，包括不少启示文献，诸如见于库姆兰文库但随后被犹太教正典排除在外的一些作品。作为一种基本规律，可以说，正教各派普遍遵循了七十子译本，在其《旧约》中收入了比犹太教正典更多的卷籍。

宗教改革时代以前的西方教会也存在相同的情况。但到了宗教改革时代，一场巨变发生了，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旧约》的希伯来文本重新产生了兴趣。《圣经》钦定译本（或詹姆士王译本）的译者们抨击先前的《旧约》拉丁文翻译，抱怨它们“并非出自希伯来文的源泉……而是出自希腊文的潮流；因为希腊文本已并非全然清澈，从中译出的拉丁文本必定更加浑浊不堪”，相比之下，圣哲罗姆的译文则“出自它们真正的源头”。

《圣经》的钦定译本或詹姆士王译本也许是所有英文译本中的最为知名者。它的确是对英语文学和语言影响最深的译本。在1604年的汉普顿宫会议上，国王詹姆士接受英国清教领袖约翰·雷诺兹（John Reynolds）的提议而授权展开这项译事。大约50位学者分成6组，分别在剑桥、牛津和威斯敏斯特投入工作，他们对已有的各种译本进行比较和修订，意在译出一个标准版本，供英格兰教会使用。该书第一版于1611年问世，之后又进行过一系列局部修订。在美国，它曾是销量最大的《圣经》版本。直到1988年，它才让位于新国际译本。

与此相关的是，尽管钦定译本的序言中未予明示，较之那些仅见于七十子译本中的卷籍，它对希伯来《圣经》中的卷籍表示出更多的敬意。前者被从《旧约》和《新约》中明确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