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圣经》的成书过程

出来，而冠以“被称为次经之书”。“次经”（Apocrypha）是个源于希腊文形容词的复数名词，意思是“隐蔽的”或“暗昧不明的”，由德国宗教改革家卡尔施塔特（Carlstadt）于1520年引进。其建议是，这批卷籍仅为那些智者或熟悉内情者保留。宗教改革家对它们持质疑态度，因为《马加比传下》含有对死者的祷告（12：43—44），这是一种他们不予承认的天主教范例。这种普遍的质疑态度反映在英国圣公会《公祷书》的经文选段中，其中只有很少次经段落供公开诵读，它们主要选自《传道经》（《便西拉智训》）、《巴录书》或《所罗门智训》）。与此相对照的是，罗马天主教重申这批卷籍的权威性，称之为“第二正典”，即第二位重要的正典。特伦托会议以后发行的拉丁文通俗译本将它们穿插于《旧约》经卷之中（一如七十子译本），但把《玛拿西祷言》、《以斯拉三书》、《以斯拉四书》降格为附录。此事后来再度发生转折，19世纪20年代以降，（新教）《圣经》公会印刷《圣经》时，普遍做法是完全删除次经。但一些较晚近的全球通用《圣经》译本（如大公版《圣经》）又重新收入了次经或第二正典之书。

图3 英王詹姆士一世钦定英译本《圣经》的书名页

特伦托会议（1545—1563 ）是教皇保罗三世（ Pope Paul III）接受神圣罗马皇帝查尔斯五世（Charles V）的提议而召集的，意在解决宗教改革时期的争端，并消除天主教内部教务中的弊病。实际上它所起的作用是限定天主教教义对宗教改革家言论的反应，并解决此前悬而未决的教义问题。除了大量其他议题，它裁决了经卷与传统的关系问题、《圣经》的神启性质问题，以及在诠释《圣经》方面天主教教权的权威地位（天主教会的教导职责）问题。它发布了《圣经》正典及第二正典卷籍的权威目录，并将拉丁文通俗译本确定为权威的拉丁文官方译本，供教会使用。

基督教的《新约》

基督教《新约》（特指起源于基督教的作品）的正典化过程与希伯来《圣经》正典化的过程并非完全不同。

基督教初建之时无疑没有出自基督徒的成文经卷。对早期基督徒来说，“圣经”是日后被他们逐渐称为《旧约》的经卷。最初基督徒的作品也不可能作为经卷来写作。然而，一旦基督徒的作品本身被视为经卷，就有必要把它们从较古老的作品中区分出来。“旧约”和“新约”之说是在2世纪末才出现的，它们起初分别用来指称上帝通过摩西与以色列人所立之约，以及上帝通过耶稣与教会所立之约。其含义是，它们是隶属于旧圣约或新圣约的经卷，而非其本身就是上帝与人所立之约。当然，后来这两个词语也渐指那批经卷本身，如詹姆士王《圣经》的书名页上就有如下文字：“承载着《旧约》和《新约》的《圣经》”（参见图3）。

那些基督教创始人的作品是如何被确认为教会的权威之作的？那批卷籍的著述目的各不相同：保罗的书信不固定地写给地中海沿岸的教会（也有例外，写给一个名叫腓利门的人），发表他对信仰和实践方面的特定问题的见解。它们在某些方面成为保罗本人在场的替代品，提出建议、劝诫、争辩、忠告或斥责。毫无疑问，它们被用来代表保罗行使某种权威，或许还被用在会众聚集的场合中诵读。在此意义上，它们自始就在其所针对的社群的宗教崇拜活动中发挥某种作用。另一些书信，尤其所谓的大公书信（《雅各书》、《彼得前书、后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或许是为更广泛的读者群体所作；《启示录》亦如此，虽然严格来说这是一部启示著作（表现各种幻象和启示），而不是书信。

要搞清楚福音书写作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意图或哪些意图，难度会大得多。有人提出，这些福音书的目的与保罗书信相同，它们也是针对各自社群中的特定问题而写的。研究表明，马太的福音书写作于圣殿被毁后的时期，着眼于与犹太主流教派——法利赛传统的继承者——之间的关系，使基督徒犹太会众的地位合法化。由此耶稣被描写成一个前来“成全律法和先知”的老师（5：17），法利赛人则被抨击为“瞎眼领路的”（15：14）。另一方面，我们切不可忽略的明显事实是，福音书作者们主要记录了耶稣的生平、受难和复活。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子孙后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借此发表自己对这些与其信仰相关的种种事件的看法。他们不像是仅仅为了某个特定地区的小团体而负担起这样一项任务。那些著作必定很快就得到了广泛传播，其间，比我们当今从《新约》中所知的四福音书多得多的同类作品迅速流传开来。至于哪些篇目应列入基督教《圣经》的权威目录这个问题，早在此问题解决之前，那类作品肯定已经被视为经典。

也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基督教作品在散布于地中海世界的教会中流行，不论其最初的著述意图和机缘如何，它们都在某种意义上被逐渐当成神圣经卷。那么，《新约》正典是如何趋于固定的？学者们对此问题众说纷纭，下面的见解只是其中之一。问题在于论述该过程的证据散布于各处，且往往是间接证据。学者们必须依赖有关2至5世纪神学家们对各种《新约》经卷运用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