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圣经》与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

《圣经》是欧洲文化的主要源泉之一，这样说几乎肯定是低估了《圣经》的重要性。也许更恰当的说法是，《圣经》是欧洲文化最初的和主要的来源。借助于各种译本，《圣经》对所有重要的欧洲和北美文化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和音乐的形成。它现在仍继续影响着电影、小说和音乐等通俗文化。《圣经》的语言、故事、隐喻、原型和人物构成一座巨大的文化资源库，以致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的方式引用《圣经》。引用的范围极宽极广，从伟大小说和音乐对《圣经》叙事的精心重构，前者如托马斯·曼[1] 的《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后者如巴赫[2] 的《圣马太受难曲》，到伦勃朗对《圣经》场景和叙述的逼真描绘，再到诗歌和小说对《圣经》隐喻及主题的效仿中就可见一斑。对那些不了解这些作品是出自《圣经》的人们来说，弥尔顿[3] 、布莱克[4] 一类诗人的作品肯定难以理解。另一些作家更像是取材于某部“伟大的代码”，这部代码在文化遗产中占据了如此之多的份额，以致人们无论是否意识到它出自《圣经》，都几乎无法逃避它的影响。

在我们自己的想象传统中，《圣经》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管我们对它相信多少，这个事实都不会改变。《圣经》不断地提出问题：为什么这部浩繁庞杂之书神秘莫测地置身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间，就像《彼尔·金特》[5] 中的“无形的巨大障碍”或斯芬克斯，使我们企图避开它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6]

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第18—19页

复述《圣经》：《圣经》与音乐

复述《圣经》叙事是《圣经》本身的一个特色。《列王纪》中的故事被《历代志》重复，福音书故事被重述了三遍。此外，如前所述，从公元前2世纪起，这种复述的传统就出现在犹太教信徒及基督徒的写作中。亚伯拉罕捆绑以撒的故事被《禧年书》、约瑟福斯的《犹太古代史》、《米德拉希》及中世纪诗歌所复述。此种复述有助于聆听者理解其自身的经验，并将其经验写入他们的正典文本中。这样的互惠关系——运用《圣经》的文化语言理解新鲜但往往令人烦扰的经验，同时基于一种令人困惑且异于寻常的经验重塑或重读正典文本——将激励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在信仰群体之外传承《圣经》传统。

英语中一些常见的表述来自《圣经》钦定本中对希伯来成语的直译。

《约伯记》19：20

我的皮肉紧贴骨头，我只剩牙皮逃脱了。（在《圣经》的标准修订本中此语译为“我经由牙皮逃脱了”。）

《以赛亚书》3：15

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

《弥迦书》7：17

他们必舔土如蛇，又如土中腹行的物，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战惧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

《民数记》22：31

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上。

这种在特定教会语境外复述《圣经》故事的过程必定是逐步发生的。中世纪的耶稣受难剧很好地说明了对《圣经》故事的讲述是如何超出教会范围而展现在更为广阔的舞台上的。上阿默高人[7] 的耶稣受难剧中的故事源自他们对从瘟疫中获救的感恩。剧中的故事表明了这种对耶稣受难的通俗再现可能与某一社群历史上的特定事件有关。此类戏剧是中世纪仪式剧演出活动的扩展，后者以戏剧形式解读或吟唱了福音书中耶稣受难的故事——用不同的声音演绎福音书作者、各种角色以及人群。随着歌剧、清唱剧、康塔塔[8] 以及与之相关的咏叹调、宣叙调[9] 和众赞歌[10] 的出现，这一音乐传统在17世纪发展起来。咏叹调和众赞歌的新文本被添加到福音书文本上，以使参与者的情感得到更好的表达。至18世纪初，这种倾向更加突出，以至于发展到不必拘泥于福音书文本来写耶稣受难的故事，而是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重述。巴赫现存的两部耶稣受难曲——即《圣约翰受难曲》和《圣马太受难曲》——依然保留着中世纪完整表现福音文本的做法，只是为了使作品更加生动有趣，他才在《圣约翰受难曲》中添加了取自《马太福音》的片断（耶稣受难后天明和地震时传福音者的评论）。总的说来，较早的《圣约翰受难曲》较为简约，福音的文本内容显得更为明晰。即便如此，这首曲子依然明确地突出了某些主题。首先，这部福音中的群众角色为巴赫展示其戏剧性技巧提供了机会。群众角色的贡献主要表现在耶稣受审判和被钉十字架的场景中，在那里，合唱曲所演唱的各段之间有一种形式上的对称性。

1633年，上阿默高的巴伐利亚人村庄遭到瘟疫袭击。为了表达对灾难结束的感激，村民们起誓每10年上演一次耶稣受难剧。所有演员都来自那个村庄，其中包括124个有台词的角色，另有数百位村民参演群众角色。剧情始于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终于基督复活。每场都由一个舞台造型引导，造型选自《旧约》的场面，预示着即将发生的情节。与基督在彼拉多面前的场景相匹配的是但以理在大利乌面前的场面。

在巴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