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圣经》与后殖民世界

当今基督教发展最快的地区是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这些国家正逐渐从漫长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但现在仍在其他方面受到世界经济强国及其跨国机构的控制。在这些地区新兴教会和教会生活各种新形式的发展中，《圣经》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被运用于压迫体制下争取解放的斗争进程中，也为那些试图发展出更切合他们自身传统文化的基督教形式的人们提供了灵感。随着《圣经》被译成当地语言，伴以主流教会的传教活动，各种新的信仰和行为模式得以发展成熟起来。

在所有这些过程中，《圣经》的运用远不是没有争议的。

《圣经》已有一部被殖民者和传教士使用的历史，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对《圣经》的使用远远谈不上解放或尊重当地文化。本章试图展示一些迥然不同的《圣经》解读法，并确定是哪些不同的社会文化现象导致了这些不同解读法的产生。

图7 哥伦布在圣多明各登陆

《圣经》与拉丁美洲

对拉美的殖民史是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在哥伦布（Columbus）抵达那里之后的最初一百年间，数百万人死于战争、疾病和虐待，一些地区的人口锐减了80％。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建立殖民地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被教皇“赠予”了土地，并被鼓励去改变当地民众的信仰。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了今日的萨尔瓦多，他相信他的使命就是开创新世纪活动的一部分；当新世纪到来时整个世界都会在教皇的带领下统一于基督之中，在最后的审判到来之前共享最后的千年。他喜欢引用《以赛亚书》第65章第17节的“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和《启示录》第21章第1节中与之相呼应的文字[1] 。那新世纪将拥抱整个大地，锡安山将被基督教收复，所有人都将认同唯一真正的信仰。

此外，按照教皇发布的敕令，西班牙和葡萄牙君主受命发动圣战，以支持教会的传教活动。其间《约书亚记》和《士师记》所载征服迦南之事不但为征服战争提供了支持，而且为残酷屠杀拒不投降者提供了依据。正如当时评论家弗雷·托里比奥（Fray Toribio）谈到举目可见的死亡时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罪恶和偶像崇拜造成了这种（死亡的）后果；但我看到，占据着应许之地、奉行偶像崇拜的七代人都被约书亚斩尽杀绝，随后以色列的子孙得到那地方为业。

引自普赖尔（Prior），第61页

所以毫不奇怪，有人把《圣经》完全视为一种压迫的工具。当现任教皇访问秘鲁时，他收到一封当地各社团给他的公开信，让他把《圣经》带回欧洲去。然而，正是在拉丁美洲，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把《圣经》从其在殖民背景下的误用中拯救出来。

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我们安第斯山脉的居民和美洲印第安人决定利用您来访之机，把您的《圣经》归还给您，因为500年来它没有给我们带来爱、平安和正义。

请带回您的《圣经》吧，把它交还给我们的压迫者，因为他们比我们更需要其中的道德教诲。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抵达之日至今，那种属于欧洲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价值观，都借助于武力，强加于拉丁美洲。

《圣经》是作为强制殖民化的一部分来到我们这里的，它是殖民主义者发动攻击的意识形态武器。昼夜不息的攻击和屠杀印第安人肉体的西班牙刀剑，业已成为打击印第安灵魂的十字架。

（理查德[Richard]，1990a）

甚至早在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入侵的时代，就有反对虐待印第安人的声音以不同的方式引用《圣经》。当然不必用《圣经》来证明对印第安人的处置有失公允、无比野蛮，但确实可以利用《圣经》的权威来支持反对压迫土著居民的做法。第一个在“新世界”接受圣职的神职人员巴托洛梅·德·拉·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是攻占古巴（1513）的西班牙军队的随军牧师，他曾是奴隶主，后来成了西班牙征服的坚决反对者。对《便西拉智训》第34章第21至26节的解读极大地增强了他反对西班牙征服的决心。这段经文的开头是：“食物对穷人来说就意味着生命，剥夺他们的食物便是谋杀。剥夺邻人的生计，或者克扣用人的工钱，都无异于图财害命。”他在1514年圣灵降临节的布道中断言（萨利纳斯[Salinas]，第102—103页），若没有公正的行为，献给上帝的祭品就会被穷人的鲜血玷污：“那种用穷人的财产向上帝奉献的人，无异于在父亲眼前杀死他的儿子。”因为反对者指摘他是异端分子，最后，卡萨斯被命令回到一所修道院，他的告解室也被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收回。他死后，西班牙皇帝腓力二世（Philip II）批准了查抄其著作的法令（普赖尔，第60页）。

强调从穷人的视角观察现实也见于当代拉美解放神学家们的著作中。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如下的一些观点中看出：上帝站在穷人的一边，故教会必须奉行一种“对穷人优先的选择”；而且他们相信，穷人的灵性才智将是教会复兴极其重要的源泉。

1971年，秘鲁印第安裔神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Gustavo Gutierrez）在《解放神学》中详细考察了近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