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客 Visitors

我认为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喜欢交往，看到任何血流充足的人站到我的路上，我会随时像一条吸血水蛭一样紧紧咬住不放。从天性讲我不是什么隐士，倘若我因为什么事情走进酒吧，那么我可能把那里的老常客取代了。

我在我的房子里备有三把椅子：一把独处时坐，两把朋友来时坐，三把交往时坐。来客结队而来，不速之客很多，这时也只有那第三把椅子招待他们，不过他们一般只好在屋子里站着凑合。令人吃惊的是，那么多男男女女可以在一所小房子里容身。有一次，我的房子屋顶下竟然站下了二十五个或者三十个灵魂，外加他们的身体，而且我们往往在分别时并不觉得我们互相贴得很近。我们的许多房子，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有的，房间多得简直数不清，宽敞的大厅和储藏酒与和平时期军需品的地下室，我看对它们的居住者来说太夸张，大而无当。它们过分空旷，过分豪华，居住者住在里面好像只不过是一些寄生虫，对它们有害无利。我看到大豪宅如特拉蒙特、阿斯托或者米德尔塞克斯的通报者通报来客，在所有居住者的游廊前跑来跑去，像一只滑稽可笑的耗子，一转眼钻进走道上的窟窿无踪无影，这总是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有时，我在这么窄小的房子里也会经历一种不便之处，那便是我和客人用大字眼谈论大思想时很难互相保持一种适当的距离。你需要给你的思想找到容身之地，它们才能扬帆起航，顺着一两条航道航行，然后顺利到达它们的港湾。你思想的子弹必须克服它的横向跳动和飞行跳动，才能沿着它最后的稳定射线笔直穿行，到达听者的耳朵，要不然它会滑出弯道从听者的脑袋一旁溜掉。还有，我们的句子也需要容身之地舒展开来，形成段落。个人，如同各个民族，其国土与国土之间必须具备合适的宽阔而自然的边界，甚至具备一条中立的地带。我发现，和湖对面的伙伴隔湖谈话，是一种独特的奢侈。在我的房子里，我们相距过近，一开口说话总让对方听不清楚——可我们又不会把话音放得低一点，让别人听清；这好比你把两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水面，由于离得太近，它们会把彼此的涟漪破坏掉。倘若我们仅仅是喋喋不休大声说话的人，那么我们站得很近，近得耳鬓厮磨，感觉得到彼此的气息，倒还没什么；但是倘若我们讲话含蓄，讲出思想，那么我们就想保持更远一点的距离，这样我们的动物般的热力和湿度可以有空隙蒸发出来。倘若我们喜欢那种最亲密的交往，其间我们每一个人都表达出言语之外或者之上的内容，那么，我们不仅必须做到沉默，还往往要在身体方面保持相当距离，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听见对方的声音，这样才行得通。参照这个标准，宣讲只是为了方便那些几乎没有听力的人；可是，如果我们非要大声嚷嚷，那么许多美好的事情是我们说不出来的。谈话一经开始，调子变得更崇高更庄严时，我们便会逐渐把我们的椅子挪得远远的，挪到对面角落里的墙根前，这时候我们往往就觉得地方十分狭窄了。

不过，我“最好”的房间，我的避人眼目的房间，却是随时准备迎接客人的，它便是生长在我房子后面的松树林，尽管地毯很少照到阳光。夏天来了，尊贵的客人来访，我便把他们带到这里，因为一位尊贵的用人已经打扫了地板，擦净了家具，把样样东西归置得秩序井然。

倘若一个客人到来，有时分享我的简单的饭食，我们就一边进行谈话，我一边翻动玉米粥，或者盯着火上渐渐膨胀渐渐烤熟的面包，两不耽误。但是，倘若二十个客人一起来了，坐在我的房子里，饭食的事就无从谈起了，尽管也许现有的面包足够两个人吃，可是仿佛吃饭成了一种禁忌的习惯，我们自然而然地实行禁食了；这种情况永远不会让人觉得待客不周，而是最合适最周到的办法。肉体生命的浪费和腐败，按照通例是需要补救的，在这种情况下却不可思议地拖延下来，生命的活力坚守着自己的阵地。我在这种情况下能招待二十个人，也能招待一千个人；倘若有人从我的房子离开时感到失望或者饿着肚子，而我又在家待着，那么他们无疑认为我至少是同情他们的。尽管许多管家对此表示怀疑，但是建立新的更好的习惯，代替旧的习惯，是十分容易的。你大可不必把你的声誉建立在你请人吃饭上。就我这厢来说，我永远不会因为这样的原因退避三舍，就是刻耳柏洛斯[1]也吓不住我频频造访人家，如同有人大摆宴席请我做客，我认为这是一种客客气气兜着圈子的暗示，要我永远别再去打扰他了。我想以后我永远不会再去出席这样的场合。我应该感到骄傲的是拥有斯宾塞[2]的诗行做我的小房子的箴言，这是我的一位客人写在一片黄叶子上权作名片留下的——

到了到了，客满小屋，

不求娱乐，小屋本无；

边歇边吃，一切自便，

至高心灵，最佳满足。

温斯洛[3]，后来做了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总督，与一个伙伴同去拜访马萨索伊特[4]，徒步穿过森林，到达马萨索伊特的棚屋时又累又饿，受到了马萨索伊特酋长的热情接待，可是那天却没有提到吃饭的事。夜幕降临，不妨引用他们自己的话：“他让我们上床睡觉，他与妻子也在同一张床上，睡床的一头，我们则睡在床的另一头，床是木板铺成的，离地面一英尺高，上面只铺了一条薄薄的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