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件礼物深深藏了起来：一是订婚时他送的饰针，一是我自己买的灰套装，还有离开华盛顿时他的签名照片。数月后，我的负罪感越来越深，开始觉得这是我的罪证。你会怎么处理罪证呢？

当然是处理掉了。

1964年某一天，那天汤尼上班，我那段时间在上秘书学校，我在白宫的时候没什么技巧，我要去接受打字和速记训练，我还没找到工作，所以我白天还有时间。

我把套装拿去了东上区第二大道边上的一家旧货店(133)。走进店铺，我一阵心疼，感觉自己就快要失去最豪华的一件衣服了。我一言不发，把衣服递给了坐在柜台后面的女人。

“亲爱的，怎么了？”我记得她看了眼衣服就问我，“这看起来几乎全新啊，穿不下了吗？”

我双眼放空，紧盯着她，还是一言不发。

接下来该是钻石金饰针了，我一开始想把他们扔进公寓外面走廊上的小门里就是了，那里通向垃圾焚化炉。但我打开小门的时候一下子感觉到，我不能让自己就这么把它们当成垃圾处理了。它们实在太漂亮了。我把它们拿去了第二十三街和第二大道交叉口上的一家当铺，流着泪把它们递了进去。我不记得店员开价多少，我一点讨价还价的心情都没有。我把现钞装进包里，一走出店门就把当票撕了个粉碎。这一切完成之后，我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好像被救赎了。我对自己说，我对丈夫尽到了义务。

最后一件就是照片了。我把它从躲藏的地方拿出来，那是在相册里另一张照片后面，一阵温柔突然抚过我心头。我最后看了总统一眼，他站在船上，穿着蓝色马球衫，白色卡其裤，右手扶着船舵，向着阳光微笑。我手指一点点抚过上面的字迹，“赠米米，致以最亲切的关怀及深深的赞赏”。我回忆起当时他调皮、像是阴谋一样的口气。“只有我们知道这真正的意思”。他写完之后看着我说。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剪刀，把照片剪成了碎片。

这张照片让我变得很偏执、低落，甚至有点强迫症了，我一下子就很担心，没来头的，会不会有人把它们再拼回去。毕竟这张照片太亲密了。就算把碎片都扔进垃圾袋里，甚至都扔进焚化炉也不能让我安心，所以我把所有碎片都装在包里，上街在公寓周围兜圈儿，把碎片分别扔进了不同的几个垃圾桶里。要是有人想要跟踪这照片，然后找到我的话，他可就要挖许多垃圾桶，还要用许多透明胶带。

然后我回到公寓，坐在起居室里，等着汤尼回家。我肯定相信，这样做完之后，磨灭了肯尼迪的最后痕迹之后，一切都会开始变得正常。汤尼再也不会突然间就找到什么东西，想起些什么，至少现在不会。他可能问些问题，可能会追溯到我背叛的事。我可能也不用面对他的怒火，我做了对我们俩都好的事，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那晚他回来之后，灌了自己一杯酒，在我脸颊上啄了一口。我问他这天过得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开始闲聊，说说他的工作。我想象中的安全感还是不存在，显然我不能告诉他我今天做了什么，阴云还是悬浮着。

总体而言，这成了我们婚姻里的主要范式。不管有什么要紧事要讨论，或者有什么事在感情上引起了涟漪，需要坦诚相告，我们都会避免。

还是要铭记，当时我们都太年轻了，我们分别是二十岁和二十三岁，都是玩着成年游戏的孩子。生活的原则很简单：汤尼养家糊口，我整理家务。即使我们感情上都戴着假面具，我们也跟随着我们父母定下的模式。我们不会相互沟通自己的感觉。甚至“沟通”这个词，当时也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词典中。痛苦的感觉就用忽略来应对，目标永远是熬过去，而不是讨论、理解。解决任何困难，都想着不要让它伤害我们，不管是物理还是心理上，别让它和我们扯上关系不就完了？

我知道这样说不过是事后诸葛亮，但我并不是说，所有26岁女孩都会陷在这样的持续性绝望之中。事实上，当个新娘我还是很高兴的，兴致高昂，结婚和被人爱着给我带来了安全感，这让我脸上还留着一丝红晕。我们开始生活时，周围都是寄宿学校或学院生活结交的朋友，他们也在曼哈顿开始了职业旅程。大多数工作日晚上，我们都会在某个酒吧聚会，或临时决定到哪个人公寓里去，这就是二十来岁无拘无束的青春。周末我们会去新泽西看我父母。这段日子很有趣，甚至可能掩盖了汤尼和我在感情方面迈出的错误道路。这也是为什么我只能做个事后诸葛亮，当时，我完全被青春和美好生活的承诺蒙蔽了双眼，我相信什么事都会好起来的。而今天，我懂得更多了。

处理肯尼迪礼物几周后，1964年6月，我发现自己怀孕了。这很突然，但对我们也是个好消息。要担心的只有钱，我们需要有间更大的公寓，孩子需要第二间卧室，而仅有的收入就是汤尼的薪水。我刚刚找到了第一份全职工作，是在纽约州共和党委员会（这也能看出我同肯尼迪民主党行政当局做了多深的切割），我很担心新雇主多大程度上能容忍怀孕这事，而我很需要这份工作，计划全心全意工作，直到1965年2月的预产期。我需要这笔钱，然后转而投入到母亲的角色中去。

但天不遂人意。

怀孕第七个月，我们当时在新泽西我父母家，突然半夜里我就要生了。救护车呼啸着把我送到附近的河景（Riverview）医院，而我们的小小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