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就这样，我成了米米·法恩斯托克。

不仅仅我跟了汤尼的姓，我也跟着他的生活雄心，搬到了纽约城。服完兵役后，他接受了一份摩根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工作，这也意味着我要跟他一起住到曼哈顿东七十八街一间狭小的公寓里。这里空间之小，以至于我要是把冰箱门开着，就不能开厨房的烤箱门。这也意味着给他做饭、支持他工作，然后自己找一份工作，省下钱来，买一套更大的公寓，或者在郊区买一幢房子。这也意味着和他一起建设一个家庭——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

我们没有经常讨论这些目标，我们背景相似，刚刚适应了我们要继续经历的日常生活。这个男人经常把他自己描述成“快乐家庭建设者”，而尽管我才二十岁，我满怀热情、毫无疑问地拥抱了他的雄心壮志。当时是1964年，我和大多数其他美国年轻女性没什么区别，那种把文胸脱下来烧掉的抗议示威还要四五年才会上演。我结婚了，新生活就在眼前，一览无余。

我们的婚姻延续了二十六年，可以分割成两等份，截然不同，差异大得甚至令人毛骨悚然。前面十三年很愉快，后面一半则截然相反。最后，汤尼和我于1990年离婚了。

婚姻失败的理由俯拾皆是，也不会一次全部清晰浮现。在一对小夫妻构建生活的过程中，在追求职业成就的过程中，在把孩子带到这世上、抚育他们长大的过程中，随着生活起起伏伏，他们会定义，然后推翻定义，再重新定义什么是爱、什么是被爱。随着这个过程，失败的因素也会逐渐积累。某种意义上，这世上有数百万对小夫妻，谁一开始都根本没想过结了婚还要分开，最后随着岁月流逝，心却不断背离，最终在自己的家里成了近乎仇人的陌生人。我们不过是其中普普通通的一对。

多年来，任何人要是指责我婚姻失败就是因为我和肯尼迪的艳史，我都拒绝接受。我知道在1963年11月那个黑暗的日子，在开始一段婚姻的时候就把这段关系向汤尼坦白，并不是最可取或最合适的，但我从不觉得这件事打一开始就注定了我们的婚约会以失败告终。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和睦相处了十三年，养育了两个漂亮姑娘，最后还有了六名孙辈。他们对我弥足珍贵，我无法想象失去他们生命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们的婚姻，一言以蔽之：这给我带来我生命中多数值得珍视的东西。

尽管离婚已经多年，我现在也一个人独居在曼哈顿，我却开始重新思考吐露秘密对我们婚姻的影响。我想，尽管我们共度了多年快乐时光，我们背后始终有阴影潜伏。我开始接受这样的看法，认为我和肯尼迪的关系，还有汤尼要求我永远埋葬这秘密，这两件事就像是我们自己埋入婚姻体内的病原体，逐渐而缓慢地宣告了婚姻的死亡。那天之后汤尼就无法完全信任我，而且理由也很充足，他受伤那么深，伤口无法愈合。从始至终，他都背着这个包袱。这已经成了我们一起生活时感情基础的一部分，我能察觉到，那种愤怒与嫉妒，从未彻底消失过。

我觉得我们双方都有责任。如果我们能开诚布公谈谈，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事当成我的羞耻面具、汤尼的耻辱的话，那么随着时间流逝，这事埋下的毒素可能会渐渐被新陈代谢掉。

明智、成熟的做法，要是那时候我能更明智、更成熟些的话，应该是直面汤尼。我应该挑战他，要求他做出选择。“你想怎么做？”我本可以说，“余生都在愤怒中度过吗？”

我应该试着让他认识到这一点。在当时极端混乱、极端悲伤的背景下，我在他父母房子里向他坦白之后就应该这么做，这不仅仅是诚实起见，也能表示我们都相信我们的爱情。我应该提醒他时间能治愈大多数创伤，就算是婚姻中最不堪的时刻，不管是令人尴尬不已的家庭访问、度假简直就是噩梦、忘记了谁的生日，或者其他期望最终破灭，时间都能让我们后来回想起来一笑了之，甚至成为我们最深刻、最有意思的回忆。如果我们能把这事放到背后，可能几年后我们就能弥合伤口，甚至对此事开怀大笑：哟，看哪，汤尼老婆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跟美国总统有一腿！

要是我为了尊严，可能我会在我们之间划出一条三八线，说：“如果你不能原谅我，你就不应该娶我。”

但我从来都没有说出任何一句话。不仅仅如此，我连想都没想。我不够自信，不敢发出这样一份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最后通牒。我不够成熟，无法预见我的沉默——应该是我们的沉默——可能给我们婚姻生活带来的有毒情绪。

我反而无忧无虑地从我生活里抹去了肯尼迪的任何痕迹，装作这一切不曾发生。不仅仅是从结婚启事上删去白宫实习经历；这还不够，我不能在汤尼和我们朋友周围提及这段实习，也不能提起肯尼迪的名字；这还不够，我努力不去读或看任何关于肯尼迪的东西。** 这在1964年前后可不容易做到，肯尼迪去世后7天，约翰逊总统建立了沃伦委员会调查刺杀事件。委员会最后于1964年9月提交了长达888页的报告，立刻引起了争议，这甚至延续至今，到处都能看到肯尼迪的名字和照片。（作者注）

就连我的思想也要控制，如果我任何时刻允许总统在我脑海里冒泡，或者思考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也觉得是在欺骗汤尼，罪恶感随时都跟着我，形影不离。

当汤尼和我结婚时，我把总统给我的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