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11月20日，周三，汤尼二十三岁生日。他开着他那辆蓝色大众甲壳虫(127)从敏德堡到我父母家来看我。那天晚上我们切了生日蛋糕，然后第二天一整天都在敲定婚礼上我们家的客人名单。周五，我们开车去了曼哈顿，去取一些衣服。我们计划接下来要去康涅狄格州南港市他父母家过夜，顺便也敲定他家的宾客名单，好发请柬。

车开出曼哈顿，就在往康涅狄格赶的路上，我们在约克大道和第六十一街交叉口一座加油站停下来加油，边上正好是罗斯福路的入口。我下车上了个洗手间，回来就看到汤尼人坐在驾驶位子上，脖子却朝着车载收音机伸着，他身体扭的角度很古怪，看上去就像他要把播音员说的每个字都吃下去一样。他把头转向了我，眼睛瞪得那么圆，表情简直令人毛骨悚然，我从没见过他这样。

“肯尼迪总统被枪击了。”

我们在车里全神贯注听着广播，一个字都不放过。当时还没有什么可报道的，总统还活着，他被紧急送往达拉斯帕克兰纪念医院，情况怎样还不清楚，同时也有别人遇难。更令人揪心的是，合众社报道称，总统受的伤“足以致命”。我明白广播说的“合众社”，具化而言其实就是梅里曼·史密斯，他名声很响，我经常在新闻办公室里见到这位白宫通讯员*。

* 后来他于1964年因报道肯尼迪遇刺案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作者注）

听着他的声音，我想到了皮埃尔和菲德。他们在哪里？戴夫还好吗？克里斯蒂娜·坎普在哪里？（后来我得知她当时在达拉斯，在空军一号上替总统打一份晚上要在奥斯汀发表的演说。）在那种时候，要想知道雇员们情况如何，比想弄清楚总统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要简单得多。

我透过挡风玻璃能看到街上人们的反应，他们也刚得到消息。人们都走得很慢，好像集体恍惚甚至昏迷了一般，很多人拿手掩着嘴巴，拼命压抑着呜咽哭泣。

我觉得车子就像个陷阱，我努力挣扎着想要跳出去，但我能去哪儿呢？我转过头去对汤尼说话，他还在死盯着收音机转钮。“我们该走了。”我想动起来，分散一点注意力或许会好些。

汤尼沿着罗斯福路往北，朝着康涅狄格州方向开。我们一路无言，一片死寂，只有收音机不断传出声音。一共有三枪，得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纳利和总统在一辆车上，他也受伤了。警方在搜捕穿着白汗衫和李维斯(128)牛仔裤的白人男子，就是他用来复枪从附近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大楼上开的枪。

后来下午两点，传出另一份公报，这回是官方消息，总统去世了。

我一开始不肯相信，这消息太突然了，仅仅是片刻之前，公报还说他活着，在去医院的路上。播音员还在说话，听着听着，我确信了这是真的，听声音就能知道。播音员听上去已经不是悲伤了，而是绝望。

“肯尼迪总统去世时你在哪里？”这个问题日后变得就像“吃了吗？”一样。而我的答案就是：和未婚夫在车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大脑完全停止工作，这种感觉前所未有。

总统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潮水般涌来。最后一次见他只不过是七天前，就在查利宾馆。他抱了我，还说他从得克萨斯回来之后要给我打电话的。我看了看汤尼，只觉得他是个陌路人，这些思绪、这些记忆我永远不可能和他分享。我永远也不会把我和总统之间的事告诉汤尼，哪怕是一分一毫，他从没见过他，这点上我和这人没有任何共同回忆，没法一起哀悼总统，甚至没有往事可供闲聊。我一下子备感孤单，这个男人我就要以身相许，但我们之间却隔着一堵高墙。

窗外，世界在迅速后退，康涅狄格州南港市越来越近。汤尼带着同情握住了我的手，我明白他想安慰我，但我几乎感受不到。我打开车窗，想呼吸下11月清冽的空气。这时候收音机里更多消息向我们涌来，总统是头部中枪。

大约四点我们靠边停了下来，我如同行尸走肉般走进房子，见到了我未来的公公婆婆。法恩斯托克一家是共和党死忠分子，他们把贬低总统当成是一种运动，而且只要一喝酒，话就说得越来越难听。鸡尾酒会早就开始了，但即便对他们，总统之死似乎也有点振聋发聩的作用。法恩斯托克先生拥抱了我很长时间，这很不寻常，他还说了点总统的好话，似乎是意识到了我认识总统，可能会比大多数人更伤心。

“今天我们稍微开始得早了一些。”他说。

他递给我一杯帝王威士忌(129)。

“这才是你需要的。”他说。

旁边电视机开着，但似乎老夫妇俩对深入报道不感兴趣，汤尼母亲坚持要我们坐在起居室里聊天，从那里看出去可以看到南港湾，港湾很平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这太古怪了。外面正在发生一代人生命中最重大的事件，电视上竟然没有调到新闻频道，我这两位未来的公公婆婆竟然全然无视。他们更愿意聊些婚礼上细碎的事，我人是坐在那里，但法恩斯托克夫人说了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见。

那晚我坐立难安，百感交集，我想站起来去看电视，我想知道一切。起初我大脑一片空白，但现在已经转成了无尽的失落感，不仅仅为我自己，也为白宫里的所有人，特别是戴夫·波瓦斯。没了总统他做什么去呢？

后来我们从起居室转移到餐厅去享用周五传统的烤鸡，那时我几乎无法忍受了，我觉得我在桌子上就会泪如雨下。我同样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