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二天早晨，我走进白宫，试着装得若无其事，显得很自然。这是我唯一能掩饰内心焦虑的办法。我总觉得新闻办公室里每个人用直觉就能知道，昨天在上面官邸里发生了什么。我尤其害怕遇上菲德和吉尔。她们会怎么想？又知道些什么？她们都很幽默，也都是无忧无虑的年轻女孩，在总统身边显得那么放松，反之亦然。她们会不会觉得我是入侵者，跨入了她们的领地？会不会用皮笑肉不笑来招呼我？我也不知道哪个更糟：被接受或是被怨恨。

结果我似乎白担心了。我9点整踏进办公室，一切如故。没有怒视，也没有那种“其实我什么都知道”的目光。有两位同事比我稍早到几分钟，已经坐在桌子后面，正在除去打字机上的罩子。她们冲我打了招呼就自顾自做事了。皮埃尔·萨林格不在办公室里。整个环境静得古怪诡异，这提醒了我，今天是周五，人们有别的事要做，不会都被绑在办公桌上。总体上，白宫里大多数人工作日大致都朝九晚五，现在想想觉得很有意思。人人都按时抵达，除非有急事缠身，不然就在某个不错的时间打卡下班，远早于太阳下山。尽管白宫里我见到的每个人都精力充沛，谈吐轻快，但离我此后在《白宫风云》这类电视剧里看到的那种、吞噬一切，员工彻夜不眠的场景还是差得远了。电视里人们讨论国会投票结果或某些不利的劳工局统计数字时，不是沿着走廊慢慢走，而是猛冲，这太不实际了，肯尼迪时代的白宫确实很刺激，但绝不是那种好莱坞级别的紧张，不管你怎么想象。至少在那段岁月里不是。

所有这一切都在提醒我自己是多么无足轻重。我只是个夏季实习生，角落里的影子而已，剪剪电报，接接电话，几乎不为人注意。若说因和总统的事而担忧的话，那不过是我自己脑子里的幻想罢了，因为我在任何旁人脑子里，都不会出现。

当然我也不会出现在总统脑子里。

大约一周之前，他宣布支持他兄弟泰德顶替他此前在参议院里马萨诸塞州的席位。到2月泰德就够30岁了，正好满足美国参议员的年龄下限。泰德马上就发现他自己在党内初选对上了该州总检察长爱德华·麦克科尔马克，而后者自己就在华盛顿特区有不少助理，这一仗可不轻松。爱德华的叔叔约翰·麦克科尔马克是新上任的众院议长。泰德竞选很大程度上是被白宫赶上架的，所以总统对此很上心。同时，他还要在民权问题上小心行事，扛住压力，当时有人要他签署一份行政命令禁止种族歧视，也要他提出一份全国投票权利法案。

他把给65岁以上美国人提供卫生保健列为政府头等大事之一；还有他的签名计划，就是老人医保，要经历参议院三周紧张的辩论。最后这几乎还是被投票否决了，52对48。还有，当然，永远的经济振兴、避免衰退、平衡预算、控制通胀，还要想办法安抚美国企业界，告诉他们总统是倾向于他们的。他45岁生日那天，道琼斯指数跌到历史最低点，这让商业报刊找到了灵感，开始炒作“肯尼迪大崩溃”。

一言以蔽之，1962年初夏，总统要关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紧急了。我从没幻想过我会名列其中。

那个周五早晨，我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为手头上的事忙得不可开交。当我偶尔听到一句，办公室里某位同事说总统这周末会去和第一夫人会合，我一下子感到轻松了许多。

那个周末，我记住的“没有做”比“做了”多得多。

我没有打电话给我父母。

我没有打电话给我姐姐。

我没有见任何朋友。

我没有和室友说话，感谢上帝，温迪这周末不在。

这并不意味着我这周末躲了起来或是为自己哀惋。我越是焦虑，越把一切安排得有条理。所以整个周末我都在洗衣服，清理厨房，拖地板，倒垃圾，重新填满了冰箱。我去买了些东西，装饰我小巧简单的卧室。我也一个人出去散了几次步，在乔治城闲逛，沉迷于美好街景中不能自拔。

周日夜晚，我睡得有些迟，铺开了整个衣柜，计划明天穿什么去上班。我的焦虑达到了顶峰。我站在床边，思考着有哪些选项，我突然发现，自己到底期待从这份工作里获得什么？我根本不知道。我之前想着去白宫工作，去学习，我在新闻办公室的头三天确实如此，但周四晚上的事，永远改变了这一切。我陷入了迷茫。那地方，那些人，还有我在那儿，这一切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那个周日晚上，一瞬间，我决定了，我不想再回去了。

这感觉来得快，去得也快。我提醒自己要勇敢，然后就爬上床了。

在白宫的第二周开始得很平静。我还是没在办公室里遇见菲德或是吉尔，上次见到她们还是在和总统的邂逅之前，我也没有再接到戴夫·波瓦斯的电话。我一直低着头，忙着完成我在周一早晨的职责，我听到有人说，总统已经从格林欧拉别墅回来了，肯尼迪夫人则留在了弗吉尼亚，仅仅听到他的名字我一下子就震惊了。我坐在桌子后面，呆若木鸡，眼睛紧盯着电话。要是电话响了怎么办？如果是戴夫打来的怎么办？我该如何应对？我该说什么？

现在几乎50年过去了，我还是这样觉得，这实在是很诡异，我没能想好如果戴夫再提议中午去游个泳或者再到官邸去喝点东西我要怎么办。坦白说，我无法决定我到底想要做什么，我没法下决定。我倒不是厌恶或是被发生的一切恶心到了，也没有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