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不管我内心再如何平静，三年后，纽约《每日新闻》却用尽全力试着激起一些涟漪。

我想很显然，这时候，我绝不会把自己幻想成历史中某种关键的神秘人物。我知道我不过是历史中的一行脚注。不是，甚至连脚注都算不上，因为脚注意味我在历史事件发展中有一席之地，影响了别人的生活，在某个重要谈话或决定中有什么影响。这从来没有。如果真要说的话，那我就是脚注的脚注，附在美利坚合众国第三十五任总统那一页下面，如此不引人注意，就算最勤奋的传记作家，也无法在其关于肯尼迪的作品中找到我的全名。

但自5月13日（2003年——译者注）开始，这一切就变了。那天《每日新闻》发了一条逸闻，题目是《在白宫与米米嬉戏欢乐》，揭露了肯尼迪和白宫实习生的轶事。尽管新闻里没有提及任何能联系到我的具体消息，但我觉得他们正在渐渐靠近真相。要是换作早些时候，我可能会惊慌失措，整个人都六神无主。但这时候，我唯一的顾虑就是会不会波及我的女儿，他们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也结婚有了孩子。所以我想，我亲口告诉她们，会比她们在媒体上看到要好些。

我和特维尔牧师说起“米米”的故事见报了，他很慷慨，提出愿意支付我见女儿的差旅费，莉莎在弗吉尼亚，而珍妮在旧金山。但我不觉得时间足够。《每日新闻》已经说出了我的名字，确认到底是谁花不了多久。

那天晚些时候，我给女儿打了电话。之前我打了许久腹稿，脑海中字斟句酌，语带犹豫，告诉她们“我1962在白宫实习，那时候我和肯尼迪总统发生了点什么。这段关系持续了将近18个月，然后，是的，我告诉过你们的父亲，虽然他和我从1963年11月22日往后就没谈起过这事情。”

她们的反应让我永生难忘。

莉莎说：“妈，我真不敢相信你当时只有十九岁，而你都不能告诉你自己的妈妈。”她立刻就体会到了我当时的处境：当时的我年轻天真、身负秘密、孤独脆弱，就连和自己的父母都隔着一层。母女连心。

珍妮问我：“你把秘密藏了那么久！你是怎么做到的？”她立刻就想到了我会背上多大的包袱。到底是母女连心。

现在我的女儿已经和我结成统一战线了，那我就不担心了。

第二天我去上班了。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陌生电话、邮件或是留言。大约是中午，特维尔牧师告诉我他要离开几天，他让助理牧师珍妮丝·史密斯·阿蒙负责我这一块，要是我需要帮助可以找她。那天下午珍妮丝和我谈得很愉快，我们想了想这故事可能会怎么泄露，会不会捅开我心里别的什么伤痛，会不会突如其来改变我的生活之类，当然都是朝着好的方向。我觉得很不错。尽管我还是不喜欢被媒体追在屁股后面（会是哪家媒体呢？），但我知道说出真相虽非唯一选择，却可能是一种解脱。

我回到教堂底楼我的办公室，赫然发现莎莉丝特·卡茨，《每日新闻》的记者站在我办公室门口等我。她开门见山，直接就问我是不是昨天报道里提及的米米。

“是的，就是我。”我说。

我邀她一起到办公室边上的圣所里。我最喜欢第九排一个位子，所以我请她一起坐在那里。周围一片寂静。她问了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年龄、工作、婚姻状态，从波特女士学校毕业的年份等等，看来是为了核实信息。我很平静，一一作答，然后请她离开，她问我能不能给报纸留张照片，我婉拒了。

这天接下来的时间就花在应付媒体上了，真是让人应接不暇，啼笑皆非。珍妮丝提醒我《每日新闻》有摄影记者在教堂侧面入口第五十五街上徘徊，要求拍张我的照片。我们手忙脚乱找了一阵正门钥匙，然后剑走偏锋，从大门堂堂正正出去了，谁都不会想到我们竟然会从第五大道出去(157)。我们手拉着手，跑下台阶，赶上一班公车回我公寓去了。一路上我们都为这一切如此荒谬得如此喜感而开怀大笑。

在我第九街的公寓里，有个厚脸皮的《国家询问报》（National Enquirer）(158)记者已经偷偷潜进来，爬上七楼，敲响了我房门，但没人答应。他踏出电梯的时候，我和珍妮丝正好进去。等他反应过来我们是谁，已经晚了，电梯门已经关上了，我们终于平安抵达。我给门卫打了电话，告诉他把记者挡在门外。我房里电话响了又响，我根本没理会，任凭自动应答机里塞满了语音留言，我终于亲身体验了新闻界的效率。

特维尔牧师曾警告过我，除非我在住处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谢天谢地，决不！），否则我应该要准备一份声明来搪塞媒体，以防故事被揭发出来。我开始写，当晚通过电话和汤姆和女儿一起斟酌了词句。

自1962年6月至1963年11月，我与肯尼迪总统之间存在性关系。过去四十一年间，我对此闭口不谈。鉴于最近媒体开始报道此事，我已将此事与家人、女儿做了讨论，她们完全支持我。

对此事我不会进一步发表评论。我希望媒体在此事件中尊重本人及本人家人的隐私。

我觉得这很短小精悍，里面信息足够精确了，肯定能塞住媒体的嘴。汤姆认为“风流韵事”会比“性关系”更好，但我不愿在这里有一句话模棱两可，这只能招来更多问题。要是我不幸被媒体包围，我只要递给他们这份声明，然后走人。

第二天早晨，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