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到了第四天，处理电报机那些事儿我已经做得得心应手多了，半夜也不会因为害怕错过一通响铃，或是走进浴室的时候看到满地板乱糟糟的纸而惊醒了。那天上午，已经快是午饭时间了，我正在裁开一捆剪报，电话突然响了，我赶忙冲向桌子接了起来。

“想游个泳吗？”电话那一头传来的声音问道。

“您是？”尽管这声音挺熟悉的，我还是反问了一句。

“戴夫·波瓦斯。”

戴夫·波瓦斯是总统最亲近的助手之一。我前天才见过他，那时吉尔看到他走过门厅就叫住了他，给我们做了介绍。他满面笑容，就好像对许久不见的老友一般招呼了我。就像旅行办公室的韦恩·霍克斯一样，他好像也觉得我从新泽西来这一点在地缘政治上万分重要，努力举例子想让我觉得他很了解我。他知道我有两名兄弟、两名姐妹，甚至还带点调侃地说，天主教家庭才生了五个(29)，比尔兹利家可不够格（他搞错了，事实上我家信奉美国圣公会(30)）。他本人是个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他也承认说他落得更远，只有三个孩子。这次对话不过是普普通通开个玩笑，但却足够让人留下印象了，毕竟想让人印象深刻，你能想到的所有要素这里面都齐全了——显然他在奉承我和我的家庭，对他自己没能哺育更多孩子略有自嘲，试着创造一种包容，甚至是亲密的感觉——这都让我在区区一次会面后记住了他的声音。

然而现在他却打来了电话，问我想不想在大中午，在白宫，游个泳。

游泳？

我当时第一反应本该是想想邀请合适与否，这实在是太诡异了！毕竟戴夫或许对我的生活了如指掌，但他却不了解我。游泳这事儿该是和朋友家人一起做的，你不会主动和陌生人一起跳进泳池，更别提在全新的工作场合了。

我本该仔细想想这一切的，但我没有，我当时很乱。我想我当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完全不知所措的完美写照：“在哪儿？”我压根儿不知道白宫还有个游泳池，但他让我放心，向我保证这地方真有，还离新闻办公室不超过100码(31)。

我第二句话更加暴露了我的慌乱：“可我没穿的。”

“别担心，”戴夫说，“那里会有一些其他职员的，我们有很多泳衣，你总能找到一件合适的。我等会儿就转到新闻办公室这儿来，我们一块儿过去。”他就这么挂了电话，就像这事儿定了似的。

我盯着听筒，呆了几秒钟才把它放回座机上，这项邀请完全把我弄晕了。我看了看吉尔的桌子，希望能获得些指点。我想问问这正常吗？一直都有这种先例？但她根本不在。我想到了我的父母，我接下去可以看到一些令人大吃一惊的事物，我可以把它们记下，回头告诉他们。我想了想我得有多幸运，我在脑海里勾勒了一幅他们惊讶不已的图景，要是我晚上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在白宫游泳，他们肯定会这样的。

但我从没打出这个电话。

几分钟后，戴夫·波瓦斯就到了新闻办公室来接我。他心情不错，亲切地跟我打了招呼，带着我穿过靠着玫瑰花园的室内柱廊(32)，一路走向室内游泳池，路上一直在不停说话。他再次跟我重申我不会一个人的，似乎这场景——大中午私下带这个他根本不了解的年轻姑娘去游泳，一点也没让他觉得难堪。

戴夫的官方头衔是总统特别助理，但私下我们都叫他“第一朋友”。他跟总统私交深厚，可以追溯到肯尼迪1946年第一次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波瓦斯人际技巧娴熟，帮助这位富家子弟与波士顿蓝领选民建立了联系。他也跟着肯尼迪到了华盛顿特区，此后肯尼迪做了三任国会议员、一任参议员，现在又成了自由世界领袖，他从不离左右。《新闻周刊》称他为“难以征服的爱尔兰小妖精”，这倒也称不上是贬义，他很淘气，也很有魅力，且随时听候总统调遣。没有人比他对总统更忠心耿耿。波瓦斯和肯尼迪头一次一起走在白宫西翼的时候，波瓦斯说“那就像爱丽丝走在奇幻世界里，他看上去比我高十英尺，而且好像每天都在长高”。总统对他厚爱有加，他在白宫里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说啥就说啥。（他嘴大真是臭名昭著，他陪着伊朗沙王(33)走进椭圆形办公室，竟拍着这位君王的肩膀说：“你得知道，你就是我心中的那位沙王。”）简而言之，戴夫·波瓦斯的工作就是让总统开心。

我们快到泳池入口的时候，菲德和吉尔突然出现在我旁边，她们看上去已经是这游泳仪式的老手了，这一下子就让我安心多了。打一年前菲德带我参观了一次白宫后，我就没见过她了。我曾希望在实习期间能和她结成好姐妹，但她大我四岁，这对我们这些大学年纪的女孩来说差不多就是代沟了。

我跟着她们走进了更衣室，就像戴夫说的那样，里面钩子上挂着十几件泳装，都是普通的连体棉质泳衣，尺寸不一，边上还有男士平脚泳裤，胸线上还有混合纤维。我不由得想着都是谁的呢？还是说是公用的，谁想来锻炼一番就能用？菲德和吉尔一点时间都没浪费在胡思乱想上，她们开始利索地脱衣服，换泳装。这种热情是会传染的，于是我就把手伸向了手边第一件泳衣。这件不像我想的那么紧，但也不至于一跳进水里就会全掉下来。

为了给今天的新闻办公室和发布会场地找地方，白宫游泳池被整个改造进室内。自那之后，这就成了个完美的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