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给他留下特殊位置

——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恩斯特·塞迪略平民家庭，学者出身，技术官僚，不期然成为大国总统，治下有上亿人口、万亿美元GDP，上台伊始就得拯救国家于金融危机，幸不辱命，然后学以致用，用于扶贫；人生华彩却在退位，终结一党连续执政71年未中断的历史，和平交权；回归校园，教书至今。

这般传奇人物，在现代政治史上独一无二，我在耶鲁见到了。

恩斯特·塞迪略（Ernsto Zedillo），1994年到2000年间任墨西哥总统，现在是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塞迪略的办公室在耶鲁大学北坡科学山顶的贝茨屋，结庐人境，车马不喧，繁华落尽，在此栖身。

塞迪略问我来意。

我说：“来向你致敬。”

2000年，墨西哥总统大选，塞迪略所在的革命制度党败选，输给反对党候选人11个百分点。墨西哥宪法规定总统只有一个任期，塞迪略不能参加竞选，但他抢在革命制度党候选人之前，作为执政党的在任总统承认败选结果，锁定大局，终结了革命制度党自1929年以来的连续执政史——也被不少党人视为叛徒。

我说：“历史会给你留下特殊位置。现代史上还没有发生过，一个政党连续执政71年，然后其总统接受选举结果，和平交权。”

你为什么选择这样做？

塞迪略答：“倒没有你说得这么简单，好像仅仅是我这般选择就行一样。民主的形式在墨西哥早就有了，政党竞选公职这件事已有很长时间，当然并不完全公平，总是对我所在的革命制度党有利。在我当选总统之前，已经有所改革。在我任总统期间，我尽量使这个系统真正更富竞争性，过程更公平，结果就是把革命制度党给选下去了。”

同期耶鲁世界学人中，加比莉娜来自墨西哥，也曾担任过教育部副部长，颇多同事曾与塞迪略共事过。她问我见过塞迪略的观感，我说，他很谦卑。

加比莉娜说，是的，因为他做的事非常关键。

什么事呢？

用塞迪略对我说的话来说：

“在那次选举之前，我们已建立了独立的选举管理机构，以监督选举过程并负责宣布结果。政府为竞选各党派提供公平的财政支持，保证其获得平等的媒体曝光。

“大选结果出来后，大家很清楚地看到人民的意志。选举的公平和合法性无可置疑，所以，我的党也只能接受结果。

“我所做的就是改革制度，建起公平的竞技场，使得接受选举结果这种反应有机会出现。”

2012年，间隔12年之后，革命制度党重新赢得总统大选，再掌政权，这次无风无波。反对党被选上台，又被选下台，完成两次权力和平移交，而政局始终保持平稳，这是政治学界公认的民主稳固标志。

16年前，在墨西哥从徒有民主的形式到稳固民主必经的那个关键时分，正确的人在正确的位置上做了正确的事情。塞迪略功在国家。

他成为墨西哥总统，却是件极为偶然的事情。

塞迪略于1951年生于平民家庭，在墨西哥上完大学，1974年起在耶鲁相继完成硕士博士学位，成为经济学家。回国后，相继在中央银行、计划和预算委员会任职，年少得志，以技术官僚崭露头角，逐渐攀至高位。

1992年，塞迪略被时任总统萨利纳斯任命为教育部长。次年，为帮助朋友、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科罗西奥竞选，他辞去部长职位，成为科罗西奥的竞选经理。

阴差阳错。1994年3月，科罗西奥在竞选途中遇刺身亡，未查出主谋，终成无头案。案没破，但总统总还得要选。

谁上呢？

墨西哥宪法规定现任部长不得参加总统选举，科罗西奥死于意外，革命制度党并无准备，派不出资望足够又合乎宪法要求的候选人，而塞迪略因为提早辞职助选，正好达标。

于是，竞选经理成了总统候选人。

革命制度党力量尚在，大选获胜，塞迪略就位总统。

天地不仁，命运无常，独钟斯人斯国。

我问塞迪略：“你并非职业政治家，当上总统也是因为原本的候选人遇刺而临阵换人，这一系列偶然和悲剧，是不是使你少了羁绊，多了责任感？”

塞迪略不同意。他认为职业政治家的定义是相对的，非要按传统定义来说的话他算技术官僚，但职业政治家和技术官僚很难区分，尤其是在墨西哥这种国家。他此前就已是内阁部长，肩负教育和计划两项分工。他还是朋友、遇刺候选人的竞选经理。这些当然都会带来责任感，但责任感的最主要来源还是总统职位本身。

上台前后，国家动荡，风雨飘摇，政治上有中南部农民造反，经济上有墨西哥比索危机。

“实话说，我一度以为搞不定了。”

塞迪略上台第一周墨西哥比索贬值13%，比索危机正式爆发。这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最大的一次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塞迪略被迫向美国求援，当时正是克林顿政府。

著名经济学家、时任美国副财长萨默斯回忆说，当时白宫召开紧急会议，萨默斯告诉大家，如果要有效，援助金额要25个billion；有幕僚问，你说错了吧，是25个million吧？

拿到250亿美元援助，墨西哥付出了许多代价，但毕竟是拿到了，挺过危机，渡过难关，慢慢恢复。

其后塞迪略访美，当时我在编辑部的CNN直播上看到，塞迪略夫妇与克林顿夫妇并肩而立，都在盛年，意气风发如画，政界很少有如此养眼的时刻。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