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想来如隔世。
塞迪略处理内政有短板，有时颇为严重。1995年初，因为诉求长期被忽视，中南部农民发动查巴斯起义，这被称为第一场“后现代起义”，也是对塞迪略的第一场重大政治挑战。塞迪略力图军事解决，发动连番围攻，但收效甚微，而抗议四起，不得不寻求政治和解。经过一年多谈判，政府与农民军终于达成和平，翻过这一页。
为不平等问题找解决方案，流血不是出路。经济学家出身的塞迪略本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多年后，塞迪略在课堂上说，他在墨西哥可是招人恨，就像特朗普在这里一般。
我问加比莉娜，他在国内风评如何？
加比莉娜说：第一，他敢做对的事；第二，他干净不腐败；第三，他作风严厉，特别凶，人们敬重他，但对他不感亲切。
我请她具体讲讲。
加比莉娜说，比如第一条，敢做对的事。他技术官僚出身没什么政治资本，能当总统首先是因为前任总统萨利纳斯在原候选人遇刺后挑选他继任候选人，但他当选总统后就把萨利纳斯的弟弟小萨利纳给逮捕了，后来判杀人罪成立，这说明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第二条就不用说了，墨西哥谁不腐败？他真不腐败！第三条就是对手下要求严格，达不到要求就训，毫不留情面。
我说，有了前两条铺底，最后一条应该也是优点啊。
加比莉娜：“哈哈哈，我们墨西哥人更简单，都不用第一条，只要有第二条就够了。干净人太少了。”
我跟塞迪略讲墨西哥人都认为他干净。塞迪略再严肃，也不禁露出微笑说：“我是干净，干净对我不是难事，让我不干净更难些，因为不干净对我是折磨。”
毕竟是当过总统的人，塞迪略有原则但不天真：“从政你就得妥协，不妥协就别从政，在不同的目标间取舍就是妥协，只要不枉法，不违背原则，想要达成什么都得妥协。”
许多国家在民主化转型中失败，哪些因素最关键？塞迪略说，各国自有路。就说墨西哥，经济快速增长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这个模式管用了几十年，但政治上缺少自由度，经济就很难进一步发展，因为限制政治竞争，权力过度集中，会影响经济正常运行。墨西哥历史上出现过的经济大问题，几乎都可归因于缺少政治上的相互制衡和权力的过度集中。
“现在回过头去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墨西哥政治中如果有更强的相互制衡和适度的多元化，经济会发展得更好。”
塞迪略在墨西哥留下的另一大可持续遗产是“进步”项目。它把对穷困家庭的补助与孩子入学挂钩。与普通扶贫相比，它着眼长期，增加穷人家孩子的受教育机会，而且注重改变穷困家庭的激励结构，使父母有动力将孩子送入学校。国际研究发现，这个项目使得12岁到17岁孩子的入学率增加了10%，而5岁以下儿童健康状态改善了20%。
经济学家经世致用，造福民众，莫过于此。
冬日正午阳光照进塞迪略的办公室，我最后问，为什么来耶鲁教书？将来还有可能重返墨西哥政坛吗？
塞迪略笑笑，说他本来准备在墨西哥过下去，不想两年后母校耶鲁的全球化中心请他过来，他就来了，一待就是14年。
“重返政坛不可能。总统都当过了，还要从什么政？难道当老家市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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