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出了什么大问题

跟此前不同，本文由我和经济学家汪丁丁合作。我前面写见闻，丁丁后面专业解读。无他，要写的这件事涉及经济学的核心，我和丁丁这样搭档最合适。将来如有合适机会，再来。

目睹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叛出师门

“我不在乎以后是不是不能再发论文，也不在乎能否获得任何经济学奖项，但这话我一定要说出来。”

这句话一般出自不得志者之口，人们把它当作一种修辞。但当它出自保罗·罗默（Paul Romer）之口时，力量就非同凡响。

罗默不是一般人，他是当下第一流经济学家，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呼声很高，而且刚刚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罗默来耶鲁演讲是早就计划中事，原定的主题是“设计城市的土地市场”，临时换了主题。现场有多火爆呢？在开始之前，就换了三次教室，一次比一次大，以便容下尽可能多的听众。我在听众席上看见了许多熟面孔，其中有一位诺奖得主，被认为有机会获得诺奖的则有好几位。

主题实在太强烈了：宏观经济学出了什么大问题？

宏观经济学30年来没有进步，只有退步。这是罗默的论断。

为什么这样说？

罗默引用了学界大人物的一句话，以说明当下的宏观经济学主流离真实世界的距离有多远：

“除了剧烈通胀时以外，我不确定货币有什么用。”罗默没有指名，因为他说不想攻击个人，只想攻击这类现象。

说实话，没有经过经济学科班训练的人如我，对这个问题觉得极为突然。

这个问题还用问吗？

货币没有用的话，耶伦说句话怎么市场那么重视呢？

周小川年初在《财新周刊》上就人民币汇率政策释放信号，为什么就稳住市场了呢？

不过，当前宏观经济学主流、真实商业周期经济周期学派确实认为，货币政策不影响真实产出。这派的逻辑详见后面汪丁丁的专业解读。

罗默说，看到“不确定货币政策有什么用”这句话，“好像大拇指戳到自己眼睛里一样，就像是有人问你地球有没有一万年历史，你回答说证据不足一样”。这说明宏观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完全陷在自己的模型里难以自拔了。

在一小时的演讲中，罗默多次用了耻辱、难堪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自己同为宏观经济学家的感受。他认为宏观经济学陷入今天的境地，在于整个学科不再建立在真实世界证据的基础上，而全凭学科带头人的威望在支撑幻觉。

听众中的耶鲁法学院大牌教授布鲁斯·阿克曼问道：“你说的这种情况不新鲜啊。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里早就说了，科学研究没到范式切换时，对于与既有范式相左的经验发现，一般都归为异常值然后忽略掉的呀。”

罗默答道：“确实是这样，但有重要差别，科学家共同体确实时常将与当前范式不兼容的经验发现扫到墙角，但对科学理论要基于经验证据这个基本原则本身总是承认的，今天的宏观经济学家已经不承认这一点。”

说到科学，罗默说，科学是惟一无须强制却能协调千万人形成共识的力量，政治意识形态做不到，伪科学做不到，但今天的宏观经济学离科学越来越远，令他感到愤怒，所以有了开头那几句决绝之词。

这对罗默来说，并不容易，他直接批评的是卢卡斯、萨金特、普雷斯科特等人，都是诺奖得主，其中卢卡斯还是他的博士导师，这三位发展起来的理论已成为经济学显学中的显学。

我还是继续问罗默：“你的批评指向整个宏观经济学，但你举的例子主要是真实经济周期学派。你到底是对某个特定学派失望，还是对整个宏观经济学界失望？”

“我对经济学家失望，我对自己失望。这是我第一次发表这个看法，第一次传播这篇论文，我此前就在想这些问题，在接受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后决定说出来。”

如果你看懂后面汪丁丁的解说，就能明白，罗默此举正是与过往决裂，与自己决裂，与师门决裂。

最后我说：“以你的身份公开发表这样的看法，在学界也许会有爆炸性反响。”

“希望如此。”罗默说。

汪丁丁：罗默批判的到底是什么

在经济学思想史视角下的宏观经济学流派，从2016年回溯十几年，不难承认，诸子百家主要为两宗：

（1）凯恩斯学派（老的和新的）；

（2）芝加哥学派（老的和新的）；

区分凯恩斯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归根结底是关于市场机制能否实现信息的充分交换这一基本功能的信念。

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发端很早，大约可追溯至1905年。凯恩斯的微观体验浓缩地表达于“凯恩斯选美”问题，并可追溯至他1921年发表的《论概率》。凯恩斯理解的概率，是弗里德曼和萨维奇概率学说的先驱，在经济学文献里称为“主观概率”。微观行为的激励是行为主体对未来收益的预期，而未来是不确定的。除非已有充分的信息交换，每一个人只能主观地判断未来事件的概率。信息的充分交换，在机制设计理论的视角下，正是自由市场的前提或归宿。凯恩斯最不信任的，也正是市场机制被假设履行的“信息充分交换”这一社会经济功能。

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在制度经济学视角下，都旨在降低人类未来的不确定性。芝加哥学派，尤其是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代表的老芝加哥学派，对市场机制的信息交换能力深信不疑，堪称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

经济学演化至今，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