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从机体角度探讨动机问题

种机制主要在于坚持它能完成的任务（尽管有冲突），阻止冲突出现，从而防止不可承受的紧张局势。结果造成众所周知的强迫性行为。这不仅仅是疾病的表现，更主要的是对紧张和灾难危险的规避。当人们试图强迫病人放弃强迫行为时，强迫行为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这时，患者进入一种极度紧张、焦虑、困惑、压抑的状态，即灾难状态。如果患者获准坚持他的强迫性行为，那么，他就能完成很多任务，至少可以实现部分人格，让他觉得日子似乎值得过下去。他似乎被迫顺从明确的驱力、趋势、欲望，其目的是摆脱紧张情绪。他的整个行为似乎是受人控制的，其动机是释放紧张情绪，就像器质性病人一样。

从这样的观察中，人们可能会去考虑进入平衡状态的趋势，考虑进入秩序的趋势，即紧张释放的趋势，这是机体生命的基本动力。这种看法与广为接受的动机理论是一致的。这种理论认为，消除紧张行为即使不是根本动机，也是十分重要的，它表现为各种驱力的表达，这些驱力被认为是机体生命的推动力量。根据这一理论，各种驱力的目标是消除它们产生的干扰阻力。对这种紧张释放理论最好的诠释是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

我认为，从对病人的观察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没有道理的，原因如下：

以紧张释放的倾向来支配行为是一种病理现象，这是机体功能缺陷的表现。正如我在许多例证中所展示的那样，这是游离于机体之外部分的刺激效应。这是隔离的结果，也是病理学最典型的后果。病理机体被迫做出这样的反应，并非它的目标。病理组织活动的真正动机和正常组织一样，是实现其自身能力的趋势。它试图以最佳方式实现其保存的能力。脑损伤患者的行为和神经病患者一样，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缓解动机理论的一个基本错误就是它试图用决定变态生命的法则来解释正常生命现象，而不考虑病理现象。这就使得这一理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患者之所以急于释放紧张，是因为，对这些个人来说，这是有序行为的绝对前提，也是自我实现的绝对前提，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事实上，缓解动机理论不仅基于病理材料，还基于对实验条件下的幼儿和动物的观察。然而，这里观察到的现象也受到隔离的影响，这与病理学的原理如出一辙。在这里，我们没有时间来考虑“孤立谬误”的影响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我希望另找机会来讨论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里，只想强调其中几点。认为维持生命或自我保持的内驱力是机体生命的基本驱力，这一错误理论正是基于上述谬误。自我保存是病理和腐烂的表现。正常机体的目标不是保存现有状态，正常生活的趋势是积极向上的。

那些似乎为特殊驱力存在辩护的事实并不符合机体的自然行为。它们不过是整个机体在极不寻常的环境中对特殊条件的特殊反应。如果外部世界或机体内部的异常条件使得机体的特殊缺陷（例如，营养不良或性别差异等）达到一定的紧张程度，那么，机体可能会受到干扰，因而会招致灾难，或无法实现自己的能力。这样一来，这种缺陷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加以消除。在这种情况下，机体的行为似乎受到饥饿、口渴、性等的驱使。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不必非要满足这样的需求不可，即便它们十分强烈。如果我们参与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而忽视这项活动会使我们陷入危险，那么，我们就不会满足这种需求。如果这些需求不与自我实现的活动相矛盾，或者，从属于自我实现的活动，那么，我们就会为其让路。当把机体活动与整个机体割裂开来时，就会产生特殊驱力的印象。

这种假设以及类似假设是由于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特定的反应源于特定的场合，不能转移到其他场合。约翰·杜威将这种现象称为“对场合的忽视”，他在一篇关于场合和思想的有趣论文中将其称为“哲学思维可能引起的最大灾难”。由于孤立理论忽略了场合，结果，本属于特殊场合的元素被普遍化了，绝对化了，并常常演变成“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理论”。的确，仅仅考虑到特殊现象隶属于特定场合，不足以理解机体的行为。它可以防止我们对某些条件下的观察结果贸然下断定。但是，它并不能决定一种现象是否与机体的特定场合相关。要想做出这样的决定，“自我实现”的概念似乎能派上用场。

传统观点认为，个别驱力的强度决定其他驱力的作用。确实如此。然而，对强度的衡量要看其与整个机体的关系，要看其在特定条件下对机体自我实现的价值。

我们的立场还带来了另一个有价值的结论。由此可以理解紧张的积极意义。机体不仅有时被释放紧张的倾向所驱使，而且，它将其视为一种积极的体验。正常行为等同于一种紧张的持续变化，反反复复，促使机体按其本质进一步开展活动。

紧张释放理论（例如，弗洛伊德的理论）只知道释放的冲动，而不知道紧张的快感。紧张不仅是所有创造性活动的基础，同时，也是源自所有“低级需求”（如饥饿、性等）的快乐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我不想否认，在正常情况下，休息和释放紧张情绪也是最重要的。此外，正常的生活中充满了灾难。只有当我们休息得到了保证，紧张得到了释放时，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然而，究竟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于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