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从机体角度探讨动机问题

不会带来秩序，因而机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行为也不会得到保证。所以，必须采取另一种调整方式，即用向右侧的拉力抵消向左侧的拉力，这是通过将头部倾斜到另一侧来实现的。通过这一过程，获得了平衡和新的秩序，而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在这种情况下，病人感觉最好，一切表现正常。

对不同程度的缺损采取不同的调整方式再次证明，此处的动机是为整个机体寻找新的秩序。究竟如何调整，要看在特定条件下哪种方式更能确保新的顺序的实现。就像偏盲和半弱视一样，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同一趋势驱动的两种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调整过程。一方面服从于缺陷，另一方面是相关器官整体功能的转换。这两种方式并不代表对整个机体进行同等价值的调整。顺从更自然，更自动，只需更少的自愿活动。因此，安全性更高。在第二种情况下，机能的正常形式改变了。它更随意，更容易引起机能波动，安全性更低，灾难性反应的可能性增加。但是，这是在特定条件下保证整个机体秩序的唯一途径。所以，采取了这种形式。不过，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第一种方式无法奏效。在此，我们再次看到，实现整个机体的最佳功能趋势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同样的动机可以在行为中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效果，这当然是大家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其实，这种现象我们在所有动机因素中都能遇到。强烈的需求可以通过顺从或对抗得到满足，而选择的程序则要看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整个机体的自我实现。

到目前为止，我们就机体特殊部分（特殊区域缺陷）的条件考虑了调整的方式。然而，如果我们想了解病人的行为，就必须考虑到机体其余部分的状况和外界的需求。如果特殊机能因自身缺陷无法被整个机体利用，那么，对特殊缺陷的调整就完全不同了。例如，视觉失认症（对所见物体的识别缺陷）患者会试图建立非视觉功能，来应对其在识别中的缺陷，但前提是他能做到这一点。一个同时瘫痪的病人，因为总体活动受阻，根本无法（或只能在较小程度上）制造这种替代品。

来自外部世界的需求不同，相应的程序也就不同。如果需求超出了病人的能力，那么，他就会放弃，不会去调整。显然，调整是徒劳的，而且，任何尝试都可能招致灾难。这时，他会用一种低级的调整来满足自己。如果不能这样，他就会崩溃。如果需求太小，病人可以在不改变行为的情况下坦然面对，那么，调整就不会发生。可见，调整方式的动机是由趋势决定的，即在不可弥补的缺损条件下，尽量确保机体最大限度地自我实现。

总结：从脑损伤患者的经历中，我们了解了哪些决定动机的动力？我们看到，调整取决于特殊活动对整个机体的意义，而且，这个活动的动力（顺从还是机能变换）又取决于这个意义。

这不仅适用于对不可修复的缺陷的调整，也适用于对正常需求的影响。任何试图把人类动机归结为一些孤立因素（如能力、驱力及其他因素）的努力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它们彼此之间的作用充其量是次要的。分析表明，这种恒定独立的动力可能决定病理条件下或紧急状态下非自然的行为。这些动力源自隔离对行为的影响，而这些行为又具有这些条件的所有特征。我们无权从这些现象中推断出正常机体中存在着这样一些孤立的动力。

病理学告诉我们，对于上述推论必须慎之又慎。比如，我们无权根据经验假设，在正常情况下，动机的出发点在于缓解紧张。这种假设忽略了病理因素和孤立因素对行为的影响，是“孤立谬误”的结果。

我们的主要结论是，机体的基本倾向在于尽量实现自身能力和自身人格，即自我实现。在评价作为特殊需求可能产生影响的动力时，应从上述观点出发，衡量其动机效果，看看它们在病理条件下和正常条件下对机体自我实现的意义。

在此，我们的研究有了新的起点和新的任务。我们将整个动机问题追溯到机体组织、机体能力、机体潜力问题，即本质问题。事实上，我们面临着方法论这一科学难题，即如何透过孤立的分析性调查所获得的现象了解机体的本质。尤其是，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区分机体的基本现象和人为隔离造成的现象。当然，我们在此不能深入探讨这个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基本问题。在此，我想再次提一下我的著作《论机体》。书中讨论了方法论的一般问题，并试图通过“偏好行为”材料来区别这些规律。这种材料似乎有望帮助我们完成任务。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学到了一些通往目标的步骤。要想给动机一个合理的基础，必须对其功能结构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在这方面，我认为病理学将能做出很大的贡献，前提是，必须对病理学现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我充分意识到，我对动机的探讨很不完全。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很难在一次演讲中穷尽其理，只能谈一些粗浅的看法。在此，我不过是提供了一些实证材料而已。事实上，类似的材料还有很多。这在日后的探讨中也许可以派上用场，为找到一个更加合理、更加客观的动机理论提供一定的基础。特别遗憾的是，我无暇对器质性疾病和神经症的事实进行详细解释，探究其对治疗的意义。我的观点是从帮助病人出发的。动机问题与治疗密切相关。任何动机理论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