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基本需要的类本能性质

要让患者回归内心的疗法（如罗杰斯、弗洛姆、霍尼等人的疗法）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它暗示了人格有其自身的内在本质，并不是由治疗师创造出来的，而只是由他释放出来并按自己的风格成长发展的。如果洞察顿悟和压抑消除使一种反应消失了，那么，可以说，这种反应是外来的，不是内在的。如果顿悟洞察使之变得更加强大，就可以认为它是内在的。

总的来说，有关动机、自我实现、价值观、学习、认知、人际关系、文化适应和去文化适应等理论的资料很多。遗憾的是，这些有关治疗变化含义的资料尚未积累起来。

8. 对自我实现者的临床和理论研究明确表明，基本需要有其特殊的地位。健康的生活取决于这些需要的满足，而非别的。此外，正如本能假说所期待的那样，自我实现者很容易接受冲动，而非拒绝或抑制冲动。然而，总的来看，应该说，这类研究，就像治疗效果研究一样，尚有待进一步深入。

9. 在人类学中，对文化相对论最早的异议来自实地工作者。他们认为，文化相对论夸大了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强调了彼此之间的冲突。笔者在一次野外旅行中得到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印第安人首先是人、个体、人类，然后才是印第安人。尽管文化差异是存在的，但是，与相似点相比，似乎都是表面的。除印第安人以外，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各个种族都有自豪感，都喜欢得到赞美，都追求尊重，都崇尚地位，都回避焦虑。当然，素质上的差异在各个文化中都很明显，如智力的高低、意志的强弱、力量的大小、情绪的高低，以及好动还是好静等。

即使是在差异很明显的地方，也可以看到人类的共性。比如，在特定情况下，人们会出现类似的反应，像对挫折、焦虑、丧亲、胜利、濒死的反应等，这一点不难理解。

这种感觉很模糊，不可量化，也不科学。然而，结合上文中提到的以及下文中马上就要提到的各种假设（例如，类本能基本需要的微弱声音、健康概念和适应概念的可分性等）来看，重新考虑文化与人格的关系、突出机体内部力量，似乎是富有成效的，至少对健康人来说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不考虑这种“安排”，的确不会发生骨折，也不会马上出现明显的或直接的病理结果。然而，人们普遍认为，结果迟早会来，即便不是很明显，也是微妙的。当然，把普通成人的神经官能症看成早期对机体内在（虽然很微弱）需求忽略的结果并非十分准确。

一个人为了自身的完整性及其内在的本性而去抵制文化的影响，这应该成为心理学和社会学中一个值得尊敬的研究领域。一个急于向文化中的扭曲力量低头的人，即适应性很强的人，有时可能还不如一个少年犯、成人罪犯或神经症患者健康，因为后者也许恰恰是通过自身的反应表明他有足够的勇气来抵抗心理骨骼的断裂。

此外，出于同样的考虑，出现了一个乍看起来似乎是黑白颠倒的悖论。教育、文明、理性、宗教、法律、政府，这一切在大多数人眼里都成为约束和压制本能的力量。但是，如果我们的论点是正确的，即本能对文明的恐惧甚于文明对本能的恐惧，那么，如果我们仍然希望能创造出更好的人和更好的社会，也许，应当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也许，这至少应该成为教育、法律、宗教等的一个功能，即保护、培养、促进类本能对爱、安全、自尊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表达和满足。

10. 这种观点有助于解决和超越许多旧的哲学矛盾，如生物学与文化、先天与后天、主观与客观、个性与普遍性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暴露疗法、自我探索的心理疗法以及个人成长的“自我内省”方法也是发现个体的目标、生物性、动物性和物种性，即个体存在的途径。

无论哪个学派，大多数心理治疗师都认为，当他们透过神经官能症病态的外表看到那个一直存在却一直被覆盖、隐藏或抑制的“核心”时，他们是在揭示或释放一种更基本、更真实的人格。霍尼在谈到通过“伪自我”进入“真自我”时，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她那有关自我实现的表述也强调了如何将一个人变得更加真实的方法，尽管那是一种潜在的方式。“寻找身份”和“成为真正的自己”基本上是一样的意思。类似的说法还有“心理健全”“完整人格”“个性化”和“真实化”等。

显然，此处，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意识到，一个人，无论是从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说，还是从气质、本质上来说，都是某个特定物种中的一员。这当然是所有精神分析的尝试，其目的是帮助人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冲动、情感、快乐和痛苦。但这是一种关于人的内在生物学的现象学，一种关于人的动物性和物种性的现象学，一种通过体验发现生物学的现象学，一种可以称之为主观生物学、内省生物学、经验生物学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但是，这等于是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发现，如人类特有的物种特征，等于是对一般事物和普遍事物的个人发现，或者说，等于是对非个人或超个人（甚至是超人）现象的个人发现。总之，通过“自我反省”，通过科学家常见的外部观察，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对类本能进行研究。生物学不仅是一门客观科学，也是一门主观科学。

这里，我们不妨对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的诗句进行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