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多斤鱼卖给了镇上，价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三角钱一斤，按每斤三块五角钱给他们的，一共是一千二百五十块钱。当时采购员说没有现钱，给我写了个白*，说等镇压上有钱了去取。我想镇上是政府机关，便答应了。后来我拿着*到镇上去要钱都说没有，去了几次都没要回来。你也知道，在农村要赚千多块钱不容易。那口鱼塘可是我们俩口子没日没夜地打鱼草，夜里怕人偷鱼，打了个棚子，一直在塘边守了几个月，好不容易才养出来的。鱼卖了出去，钱拿不回来，老婆骂我没用，天天同我急。可有什么办法，只好一趟一趟住镇压上跑。我去要钱却受了不少的白眼，还有讲我不懂味，干扰了他们的工作。
“春节前，镇财政所的人下到村里来收提留款，我们家是二百八二多块，到我家时，我讲我没有钱，镇上还欠我一千多块鱼钱没还，要收就从那里扣除。财政所的人不肯，讲这是两回事，收提留款是要上缴县财政的，不能欠缺。而我的鱼钱是镇食堂的买的，只能找采购员要，不能扣除上缴。我讲哪能镇上欠我的钱可以拖欠不给，上交款又要收，他们不给钱，我到哪里去拿钱给你们。于是我们发生了争执，财政所来了三个人，他们讲不给钱就要将我花了千多块买的用来抽水用的柴油机抬走，我自然不同意了。他们便不讲理地采取强硬措施找人来抬我的柴油机。我拉不住，硬是被他们给抬走了。我当时气得不行，马上就要干塘了，如今一抬走，塘就干部不成了。我气不过，就摸了把菜刀追上去，想吓吓他们将柴油机留下。追究上后，我拖住柴油机不松手，便有个人过来挪开我的手，我死死抓住不放，大家扭打在一起，我急了，便用菜刀挥舞着，在一个人的身上划了三刀，划出了三条血槽。他们人多，抢过我的刀，在我背上吹了四刀，硬是将柴油机给抬走了。
“我无夺回到家，我身上被砍的几刀要比我砍他们的几刀要重得多，我也没去医院包扎，请人寻了些草药敷上就算了。妻子又气又恨还要讲我没用，非要我将柴油机拿回来不可。我鳖了一肚子的气，又受了伤，想想如今世道是太黑暗了。我想没有办法，明天只好再到镇上去，低声下气地说好话，再去借几百块钱，将柴油机赎回来。
“可是，没等我再到镇上去，当天夜里，派出所来了几个人，不由分说地给我戴上了铐子，将我带走了。
“原来，财政所的人到派出所报了案，说是我暴力抗税，还持刀行凶。后来他们又到县法医处验了伤，他们拉通了关系，说是轻伤，派出所将我送到了这里进行了刑事拘留。后来财政局长也出了面，说我这样的行为严重威胁了财政人员的生命安全使他们不敢再执行公务。又分别找了公、检、法，以财政局的单位名义要求对我进行严惩，要不然就无法完成每年县财政的收缴了。财政局是县里的财神爷，公、检、法都是靠财政局划拨经费的。财政局不拨款，他们连工资都没得发，怎么敢得罪财神爷，而我只是一个小百姓，要怎么整都是可以的。所以，他们办案时，搜集了许多对我不利的证据，我自己都不记得的话都写进了材料里，要将我从重处理。我没有想到，他们竞叛了我十年。”
“十年？”严伟惊问。
“十年。”刘桂生点头，肯定地回答。
“是定的什么罪名，怎么会叛十年？”严伟不解地问。
“定的是杀人罪。”刘桂生苦笑着说。
“怎么能定杀人罪呢？你又没有杀人动机，他们跟你又没有私人恩怨和利害冲突。只是在争执时吹伤了他们，并没有构成重伤或死亡，怎么就能定杀人罪？要定罪充其量也不过是故意伤害罢了，这也是算重的了。”严伟听后也不理解，气愤地说。
“他们讲我预先就带来了菜刀，并非是在争夺柴油机时顺手拿的，是有预谋的。”刘桂生很无夺。
“那他们吹你的四刀又怎么说？你有没有请法医验伤？”严伟很关心地问。
刘桂生摇摇头：“我一个农民，又不懂法，哪里想到要找法医验伤。再说，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们会到时派出所告我杀人，当天晚上就被抓了进来，就算想到了也来不及。闭塞进了看守所，跟外面就失去了联系。家里人也对法律一窍不通，上面又没有关系。我被抓后就知道哭，知道急，其它的什么也不知道。我在里面案子到底办得怎么样了，我也不晓得，直到开庭时，法庭要我出示法医验伤证明时，我哪里有什么验伤证明？只能将伤疤让他们看。法庭让法医当庭验伤后，说是轻微伤。他们还讲，财政所的人砍我是因为我持刀行凶，已经吹了人，对他们的生命安全构成了威胁时采取的自卫措施，属于正当防卫，是不应负法律责任的。”
严伟自己出没学过系统的法律知识，只是在单位普法教育时有点一知半解的模糊认识，对于杀人罪的定义也不清楚，只不过是在外面跑得多，见识比刘桂生多些罢了。但在他的认识中，这样的处置是不妥当的，起码也可以讲是量刑过重。现在自己也进了监牢，才感到法律知识的缺乏和不足。他想了会儿问：“你没请律师？”
“家里哪有钱请律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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