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同时,对*民间生活的深入了解,更强化了他的抗议精神,他也因此具有了更为坚定、清晰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沙皇的*统治。1842年,结束流放生活的赫尔岑回到莫斯科,在莫斯科的这几年(),是他一生思想生活中最重要的时段,流放时期积累起的见闻和思考,抗议的精神和坚定的理想,在19世纪40年代莫斯科热烈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找到了喷发口。在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辩论中,在对现存制度合理性的质疑中,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论争中,处处可以听见他的声音,他和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霍米亚科夫等人,被视为40年代中期*社会思潮高涨时期最显赫的风云人物。
在这一时期,他先后发表了《科学中的一知半解》和《自然研究书简》两篇哲学论文。他同时从事文学创作,连续发表了三部中长篇小说,即《谁之罪》(1845)、《克鲁波夫医生》(1847)和《偷东西的喜鹊》(1848),其共同主题是对社会不公正、不合理之原因的探究,即“思想小说”和“问题小说”,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三革命的先声
在十九世纪俄罗斯革命史中,无论是左派政治活动家还是右派政治家,都将赫尔岑奉为他们的先驱,这位贵族出身的革命家在其祖国的经历真可谓荒诞万分,因为参加一个学习小组而被流放西伯利亚五年之久,重返彼得堡之后又因为在私人信件中稍稍谈论了一桩谋杀案而被驱逐出京城。由此,也可见出那位靠*十二月党人起家的尼古拉皇帝的病态。从这一点上来看,这位仅仅在其祖国生活了三十八年,便在尼古拉一世实行其臭名卓著的恐怖政策之前便去国的革命者,其生命的开始开始恰恰则是其*异国。在十九世纪的五十年代,尼古拉的帝国一片死寂,而惟有海外经常流进一份名为《钟声》的杂志,非仅当时的激进知识人奉之为甘霖雨露,更为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尼古拉一世朝中的某些大员也以能通过非法途径而偷偷阅读这份“反动”杂志为幸事。这份影响巨大的杂志便是赫尔岑和他的终生战友欧加缪夫在海外创办的,而十几年之后在俄罗斯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革命团体和小组成员,又有哪个不曾在尼古拉的宪兵所不曾注意的角落里偷偷阅读这份杂志呢?赫尔岑的名字,和别林斯基一般,永远是后来俄罗斯革命者效尤的靠模。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的声音,唤醒的是整个六十年代人。这两个四十年代最杰出的人物甚至为后来的革命提供两种不同的模式:不是在祖国与沙皇作战到流尽最后一滴鲜血,便是远走他乡鼓吹革命。
但,那个属于赫尔岑的世界是不容易描绘的,即使是那些以描绘革命者传神面貌著称的大作家们,也未能为赫尔岑刻画一幅准确的画像。假如屠格涅夫《前夜》中那可敬且短命的保加利亚勇士英沙罗夫从事的是“**的土耳其人的奴役”,或列夫;托尔斯泰笔下那些柔弱无为,终至碌碌的“忏悔的贵族”们再强硬、灵活一些,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几部巨著中那些凶恶、无所顾忌、粗暴蛮横而内心无比阴暗的革命者更柔和、宽容、通达人情世故,不至于事事谋求极端,那么,这一幅幅的肖像都可能是这些个大作家专为睿智、高雅、通达人意的赫尔岑而设的,而今,那些突出的棱角、毕露的锋芒或者过于谦和平淡且中庸的形象仅使我们揣摩出别林斯基、巴枯宁、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是那个以“科学、虚无主义”引以为豪的皮萨列夫,却无法描绘出赫尔岑那宏富、博大且诙谐动情的心魄。
幸而,赫尔岑以其诙谐、抒情、忧伤且包含对沙皇的愤恨的笔触,在年之间,以其一生为视点,观察了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上层贵族、革命者与大批无辜且才华横溢的*体制下的受害者——此包容万象之作即是其不朽自传《往事与随想》,赫尔岑就是赫尔岑,他独特的心灵、特异的禀赋以及罕见的洞认和异常的坚勇使其独立于一个纷争变故、革命流血、流放问吊充斥的时代,至今仍是那么迷人,仍是那么动人心魄,而其《往事与随想》更可与他...
更可与他同时代的大文豪的惶惶巨著比肩而立而丝毫不见愧色。
赫尔岑出生在俄罗斯最古、最老的贵族世家雅可夫列夫家族。其父伊凡于一八一一年游历欧洲时与德国符腾堡一小公务员之女——年方十六的露易莎产生私情。伊凡通过其显赫世家的关系,将露易莎携至*。次年,拿破仑侵略*的战争爆发,而赫尔岑即诞生于*这第二首都莫斯科遭遇大火的前夜,他在若干年后回忆其出生时,尤自豪地声称,他也参加了这场保卫俄罗斯的战争。
他的命运,本可成为一个平凡、普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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