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鹤声可怜，红鹤声可恶”、“长松受秽死，乃以红鹤故。”王安石用赋比兴的手法，抒发自怜之情和痛恶吕惠卿一类红鹤之恨如闻其声，溢于言表．然而，红鹤并未消失，恰恰飞到江宁来了，元丰三年(1080年)，当神宗特进王安石为左仆射荆国公(简称荆公)，之际，吕惠卿忽然知江宁府，成为荆公的父母官了，这也许是巧合。吕表示愿捐旧恶，而王安石也答以：与公同心，以往异意，皆为国事，岂有它哉。

也正是王、吕巧处一地，于是引出王安石的《后元丰行》来了。诗云：十日五日一风雨，麦行千里不见土……鲥鱼出网蔽洲堵……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逢人欢笑得无愁。只要对照熙宁七年的身披锁械、拆屋卖瓦的《流民图》的景状，那么今天是风调雨顾，载歌蓑舞、丰衣足食的极乐世界了．这不是圣上的英明和知府的贤德的体现吗《后元丰行》的写作思想是十分深刻的。它是王安石歌颂元丰续行新法的成效；因而也是歌颂他自己的主持过的变法呢还是因为知府之侧，当然只能歌颂神宗亲自主持新法，比自己主持熙宁变法好呢总之，这里也许隐藏着诗人的苦衷．看来，王安石不致因为荆国公的一顶桂冠而高唱颂歌的。

荆公魂归

退休生涯中的离愁别恨仍然烦扰着荆公。有次收到二女的省亲诗：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扛南千里恨，依前和泪看黄花。照理，女儿的恋亲之情，将使荆公的铁石心肠化作片片思女泪，设法让凄凉痛苦中的女儿回到娘家来叙叙天伦之乐．然而，荆公劝她在黄卷青灯中了却尘缘：秋灯一点映笼纱，好读楞严莫忆家。能了诸缘如梦事，世间唯有妙莲花．原来女儿所嫁是丞相吴充之于为长安县君。而吴充刚于前年罢相。两个罢相之家再亲密往来，岂非易启神宗之疑嘛。这就是荆公要使青春年华的女儿服从政治避嫌而了却尘缘的真正原因。于此可见荆公的恩宠岁月的实况．这就是《辨奸论》说的事有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恶的侧面的辨析．其实荆公并非真要出世。

在晚年使荆公引为快慰的莫过于元丰七年(1084年)七月苏轼迁官过江宁来访问，与荆公同游蒋山，诗酒往还；留下了佳话。在变法问题上，苏轼是反对青苗、免役诸法的。但时过境迁，这两位文名冠盖当世的唐、宋八大文学家中的佼佼者，终于尽捐前嫌，在六朝金粉胜地的大自然的怀抱里，在恃情画童的精神境界里，以文会友，细论古今文学，建立起亲密的友谊来。苏轼在江宁盘桓数日中，留下了不少佳作．其如：“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略沾横秋水，浮屠插暮烟．归来踏人影，云细月娟娟”等句，寄托着一个被贬请官员的“障日”，“浮天”的超然出世的心情．而荆公以近作示之，其中有“积李兮滴夜，崇桃兮炫昼”警句．这是借李白《春夜宴桃李园》故事来抒发自己从宰相高位，走到与李白一样的坎坷道路上来的心情。苏轼说，自屈原，宋玉千古以来，再也见不到《离骚》句法了，今天有幸拜读．荆公答以，我自己评价也不低，不过不愿为庸俗的人去评论罢了。这次交往，使荆公感到这位苏东坡的确是“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的奇才。而偏偏在最讲“人才为先”的自己手里，因为政见不同和吕惠卿的忌才挑拨而蔽掩了自己的眼睛，一直没有使贤才摆脱遭屈的命运，而现在自己已是下野之身，爱莫能助了．这种贻误人才的自省，不能不使荆公想到熙宁变法中的“台倾风久去，城踞虎争偏”的纷纭岁月，更加觉得夹杂着个人功名富贵而争荣政坛的往事，已如一续青烟般消逝，而现在是到了应该彻底解脱的时候了。

就在这年秋天，他两次上疏神宗，请求批准将自己筑于蒋山的半山居的园屋捐献为寺院，表面上是为了“永祝圣寿”。又将自己俸禄与王芳死后的赐银所购置的田产，也捐献为寺产．得到神宗御题为“报宁禅寺”。“报宁”的含意是微妙的，是荆公报熙宁的知遇之恩呢还是报江宁百姓的哺育之恩呢所以，后来改为“太平兴国寺”。王安石自己在江宁城中租屋而居，当年的宰相府的显赫是完全看不见了。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几尽罢新法。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当荆公听到自己为上户谋、为富国谋的免役法也被罢去的消息而忧思如涌。四月，这位咤叱风云的改革家、文学家就与世长逝了。

思想卓越

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年）《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坚决反对，神宗后来也动摇、妥协，革新派内部又产生裂痕等，新法终被全部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