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认为司马光、苏轼、郑侠等三十三人不应当长期在地方。至此，这种夺取中枢大权的政治斗争巳白热化．王安石用神宗向来不满意的门下士以巩固相位。于是，自己权益重而招疑愈深。

熙宁九年(1076年)，王芳唆使练亨甫、吕嘉问诬告吕惠卿向华亭县借款购置田地，而使吕惠卿去职之冤案，由于吕惠卿在陈州上疏自白无此事而揭开盖子．吕惠卿指责王安石一贯结党营私，欺君罔上，完全抛弃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而专门搞权术以捧斥异己。在神宗责询下，王安石虽不知此事，归询王芳，芳见事情败露，疮溃而死。至此，王安石悲痛自己绝后，上书辞职。十月间，神宗亦厌王安石之所为，乃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而第二次罢桐，前后在相位八年。第二次罢归江宁府，已只是副职了，王安石自然不愿再居地方官位，所以，第二年又几度上表辞去江宁府职，仅仅领集禧观使虚衔。

恩宠倍增

宋神宗自19岁即位到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二次罢相已28岁．这位年轻皇帝的早年作为，主要得力于王安石和新法，现在亲掌大权，而新法照旧实行下去．正因为如此，王安石的恩宠也不断．对于神宗来说，王安石辅助他在变法的政治风浪中成长，新法虽然扰民，但为他挣得了一大份家产；在王安石当政期间，虽然后来在对辽的关系上割地七百里，但从西夏手中毕竟夺回了二千里故汉地，王安石的富国强兵之目标虽然未完全实现，但积贫的局面，毕竟通过王安石的新法从广大农民手中夺取财富而有了改观：王安石后期虽然结竟营私，但对他本人则是忠心耿耿，没有谋叛之心，只是要求巩固相位而继续忠于他，这是使神宗眷念这个老臣的一方面因素：另一方面，政治上日趋成熟的神宗懂得对于王安石的恩宠，对群臣是一面臣忠君贤的闪光的旗帜，也是一袭带刺的锦袍．神宗为自己的圣明、为宋朝的基业是不肯丢弃这面旗帜的，不然岂非是鼓励臣下怙恶和不忠于他嘛。这就是对王安石恩宠不衰的真正的也是主要的原因。元丰元年，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三年，又特进为“荆国公”，一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死以前，尚下诏特进为“司空”。

对于一个从权力顶峰跌下来的王安石，虽然得到这些荣宠是史无前例的，显然没有这些保护伞，他的退休生涯在政治上将是十分艰难的。但是，对于一代权臣、名相、改革家王安石来说，他毕竟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余恩空誉不及半寸权力。因此，他虽然照例要上表谢恩，照例与同僚权贵作些文字酬酢，照例要将感激君恩的心情形之于诗文，以便传之于神宗，使之理解老臣的知遇之恩。但是王安石的十年退休生涯，并不真正是轻松的、无忧无虑的。他的内心不可能象诗歌那样歌颂圣德；宏恩和描绘变法换来的人间春色，而是充满着进也忧、退也忧、忧君忧国忧变法，也忧自己的老来失子，晚景空虚。他需要精神寄托，因而皈依起“我佛如来”来了，这不仅需要麻醉或者某种程度欺骗自己所主持的天翻地覆的变法运动是真正有益于百姓的：也需要寻求一种超脱现实的精神境界来寄托来世的因缘。虽然，退休后的真实感受是冷酷的，依然是“官乱于上、民贫于下”．但王安石感到佛教能引导自己把这些众生相，视作如露亦如电的幻境，使他自己能从“三不足”的与天斗，与人斗、与祖宗之法斗的斗争哲学里得到解脱。

驱使王安石晚年皈依佛教而做个在世出世或者出世在世的禅林居士的原因，不仅有政治的、退休后的集禧观使的闲职的缘故，更重要的原因是王芳死于发背，而且是王芳自己用诬构吕惠卿罪状而败露的政治催命符催他死的。这就使王安石幻念到好象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在把昔日的忠诚同僚推到了他的对立面，昔日受恩于他的郑侠，吕惠卿变成了仇人，昔日豪华的相府没有了继承人而如一推断垣．这种恩即是仇、有即是无、荣即是衰，把他很快地过渡到佛家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四大皆空、万念俱灰的空灵境界。

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已是56岁了。他携带全家老幼与儿子王芳的灵柩，在飒飒秋风，滔滔江声中回到扛宁，葬子于蒋山．(即懂山)脚下，建祠于宝公塔院，并为超度亡魂而几次举行道场，也许是在超度自己痛楚的心灵吧！芳娶同乡庞氏之女，年后曾生一子，以不肖己而虐待致死．或云安石见芳夫妇反目，择婿遣嫁儿媳，或云芳死以后，安石之媳捐地千顷于寺庵而后遁入空门为尼，皆无确载。

王安石归江宁后，择居于锤山半坡，修筑宅院园苑甚简，自号曰半山老人。常骑驴出游，蹄声得得，懈叶萧萧，扛涛帆影，画图难足。因集句作．《桂枝香》．下阙云：“念往昔豪华竟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对照当年初行新法时看到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向荣情景，毕竟已是物换星移了。若有所闻民间悲恨相续之声滚滚而来，若有所失于豪华竟逐之往昔富贵，若有所感于契丹来服，失地七百里而怕听商女犹唱后庭遗曲。

归隐岁月，长日漫漫。或信步松石之畔，或寻访耕樵于茅舍，或听掸于寺院，吊觉海之长逝。因作《白鹤吟》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