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石法意之主旨，在于利用养马户之廉价劳动力以减少财政开支，所以，一旦马匹伤亡，病民之弊就更为突出了。

同年八月，颁行方田均税法子京畿、京东、河东、河北、陕西等路施行．这是因为大土地兼并发展至争夺国家控制之土地，而官户富豪地主兼并土地，采取隐瞒逃税的办法，破产小农则失地而税存，这就使统治危机加深和统治内部矛盾突出．王安石制订的方田均税法，旨在限制兼并，夺回国家之权益和改善小农之处境。条例规定丁清丈办法，计算单位，土地等级，纳税等额、地权执照与登记账籍等一整套措施，选拔官员主持实施工作．但由于兼并之家充任大小甲头，勾结胥吏从中破坏，旧有弊端无法完全去除．在实行十四年之后才清丈二百四十八万余顷，不及耕地半数．神宗逝世前知方田均税法扰民而罢。

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建立经义局，王安石主其事，子王芳与吕惠卿同为修撰。主要是变法中各方人士对“法先王”之认识各异，为统一思想，王安石就想从统一“诗、书、礼”三经的认识入手，来改变旧的混乱矛盾的注解，代之以经世致用的新解．《三经新义》就是在取信神宗、反击反对派和统一变法队伍认识的需要下开始这项工作的。应该说王安石对经学的造诣是很深的，他不满足于旧学派的牵强附会，而要求臻于真知之境，因此，在注释《三经新义》中，提出了许多独特见解。直至熙宁八年六月始进呈御览，神宗命颁行于学官，成为上至太学下至县学的钦定教科书，其影响是深远的。当然，王安石也面临着经义本意与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常常受制于变法实用与理财实利而别作经解，这说明在思想言行上自己未统一于儒家经典的本义。所以欧阳修说他在青苗取息高出“周官”一倍时，是打着先王之名，而行聚敛之实。

收复河湟

同年的十月，王韶在王安的支持下发动了对西夏的战争，取得了收复河湟(陕西，甘肃，青海一带)故汉地二千里的大胜利．神宗临戴宸殿受朝臣贺，对王安石说，当初我信心不足，幸赖你助我，才有此成功．遂解所佩玉带以赐之，这是对王安石的殊宠，可惜只是县花一现，政治舞台上的风云骤变。

尽管王安石回答过神宗关于天变不足畏，人官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质疑，但神宗并没有真正受“三不足”思想的洗礼．熙宁七年(1074年)春，河北等地旱象严重，九月不雨，兔役钱激起群情汹汹、民心不稳，神宗忧形于色，寝食不安．时曾受王安石知遇之恩的光州司法参军郑侠，见新法招致天怒人怨，欲猛醒王安石，遂绘东北《流民图》以告急文件特进．神宗反复观图，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或身无完衣，或拆屋纳钱，种种惊心怵目之状，竟夕不眠，示之后宫，后妃饮泣。遂于次日发常平仓粮赈灾，几尽罢新法，是日果然降雨，民间欢腾，以为罢新法而患天怒．朝臣入贺，问所原因，神宗出示《流民图》。于是有人追究擅发急件之罪，而郑侠几乎长禁。吕惠卿，邓绾劝帝不能轻信郑侠之言，而尽废新法．神宗在考虑皇帝威严与新法之命运关系后，废除方田均税法外尽复新法。

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神宗下罪己性质的求言诏．司马光感泣而上书，仍请罢青苗，免役，市易，保甲，水利及西夏用兵，这道诏书与札子决定了王安石不能再留在相位上了，他六次上书请求解除机要职务．太皇太后对神宗说，民间怨青苗、免役，不如暂罢其相．这里寓有明罢暗保之意。这样，王安石终于以观文殿学士知江宁府的新职衔，于六月十五日回江宁就职，已是54岁了。临行荐韩绛、吕惠卿为宰、执以自代。

在此后的不到一年里，吕惠卿恃才傲物，排斥韩绛而独揽相权．他看准神宗也是个“要钱皇帝”而实行“手实法”，以盘对民产，提高户等来增收免役钱额，至此，免役法已完全成为掠夺民财法了．另一方面，想用所谓“特赦”的办法，使王安石永远不能恢复相位而启神宗之疑。韩绛劝神宗复用王安石，熙宁八年二月下诏复相，王安石没有谦辞，而匆匆赴任。

相位重临 事无可为，离开相位虽不满一年，然而，情况变化太多，王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暗中倾轧关系，标志着变法队伍的日趋分裂，虽然他还是想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将变法进行下去，然而，实际情况表明，王安石已无能为力了．六月间，王安石进《三经新义》，想统一变法队伍，也巳不可能了．两天后，神宗晋升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为给事中、王雾为龙图阁直学士。后者是通往宰执的阶梯，故王方照例要谦辞一番。吕惠卿劝神宗准许辞去龙图阁直学士，以绝王氏进身之阶．至此，王、吕疑怨日深，已难共处．正值朝野积恨于“手实法”，于十月罢去此法。同时，因御史蔡承禧揭发“惠卿弟试国子监，而惠卿弟方通”主考的舞弊案，而罢吕惠卿副相。可见，变法派首脑已不能一道共处，时灾异又起，神宗减少饮食以求直言，而王安石劝以毋信迷售之言．神宗以民间苦新法而把灾异原因归于制法者，王安石卧病不出，至此，君臣疑怨日深，过去言听计从的亲密关系巳一去不复返了。时邓润甫上疏指出，近来朝臣之间相互告密非国家之好事，主张用忠厚之丞．而新任命的陈襄则建议更换朝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