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亏空

《史记•平准书》抄录了一份公卿上奏：

郡国颇被菑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宽贷赋，而民不齐出于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

异时算辂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赏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辂车以一算；商贾人辂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

和班固相比，司马迁的一大特点，就是不大喜欢照抄奏章、诏令的原文（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说，这意味着晚出的《汉书》反而保存了不少第一手资料）。这里把这么长的文字照录下来，显然在司马迁看来，这里的内容极其重要。

这次公卿上奏的时间，是元狩四年（前119年）的冬天（即年初，当时的历法仍以十月为岁首），还有其他许多非常重要的经济政策，也在同时或稍早出台。

元狩四年是卫青、霍去病漠北决战，对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那一年，同时也是朝廷（当时更习惯叫“县官”）和社会中上层之间的互信降到冰点的一年。

不能伤害的

古人以天地东南西北为六合。汉武帝时代六合多事，除了四方都有战事之外，天地对人类也并不友好。从建元元年（前140年）到元狩四年，二十二年的时间里自然灾害不断，蝗灾、旱灾和地震频频发生，但最恐怖的问题还是黄河：汉武帝即位第三年就发生了黄河泛滥，平原变为泽国，“人相食”的大悲剧。之后许多年的时间里，尽管朝廷一直在努力，但这个工程有点超越当时技术水平的极限，决口一直没有堵上。

农业社会的剩余，归根结底是非常有限的。文景时代的国家积累，看起来很多，实际上在战争和救灾面前，根本支撑不了多久。

年轻的皇帝开始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以看到，他一即位，诸多事务上出手都极其慷慨豪阔，他很愿意让别人分享自己的财富。元光年间（前134年-前129年），也就是皇帝大权在握的最初几年，北击匈奴和经略西南夷两大战略相继启动，皇帝也非常重视发挥金钱带来的正面激励作用。

到元朔年间（前128年-前123年），皇帝就不得不开始面对国库空虚的事实。西南夷的开拓一度暂停，但对匈奴的战车一旦启动，就只能一路狂奔。在这段开支浩繁的岁月里，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皇帝，汉武帝很清楚，有三种人必须优先给予安抚。

第一种人是杀敌建功的将士。

秦朝灭亡就是近在眼前的教训。始皇帝一统天下之后，秦军的回报剧减。结果二世即位后天下大乱，秦军主力当中，一支向项羽投降，另一支南征的部队干脆截断归途独立建国，这种情势下，秦朝不亡，也就没天理了。

所以，一定要确保浴血沙场的将士有足够的回报。《史记》留下了许多“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是岁费凡百余巨万”“赏赐五十万金”之类的记录。一直到元狩四年，空前重大的胜利意味着之前已经花掉了空前庞大的军费，现在又要有空前浩大的赏金支出，才终于“战士颇不得禄矣”。

第二种人是入境投降的敌人。

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率领四万余人投降汉朝。汉武帝派遣骡骑将军霍去病亲自前往迎接，为让浑邪王感受到汉朝的热情和实力，汉武帝组织了两万辆马车（对民间造成了极大的骚扰），组成浩浩荡荡的欢迎队伍。这些匈奴人在汉地没有生存能力，之后衣食用度完全“仰给县官”，即靠朝廷的财政拨款来生活。

汉朝士民对这种情况不说民怨沸腾，至少也啧有烦言。具体操作中，有些环节也确实难免变成形象工程，但这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匈奴人归附，在汉武帝看来，算长远利益，无疑是值得的。

第三种人是流离失所的灾民。

被逼入绝境的民众会铤而走险。曾有一个叫徐乐的人为汉武帝分析说：国家的危难，分为土崩和瓦解两种情况。只是社会上层不满，叫作瓦解，好比景帝时七国之乱就是这样，那是可以解决的问题；社会底层不满，叫作土崩，秦朝末年就是这样，那就无可挽救了。

汉武帝很赞赏徐乐的观点，为避免土崩，救灾的时候，他也从不吝惜。

正因如此，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读史至此，对《史记》中的幽怨情绪十分愤慨。他为汉武帝辩护而痛骂司马迁：汉武帝折腾老百姓是很过分，但他救助饥民也算很到位了。“费以亿计，不可胜数”是事实，但比起那些“视民之死亡而坐拥府库者”不是好得多吗？司马迁的《史记》真是谤书，简直就没有地方不在诽谤。

显然，在亲历过乱世的王夫之看来，汉武帝比明末的皇帝好太多了。

必须伤害的

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