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亏空

这些地方绝不能省，那么，钱从哪里来呢？汉朝常规的赋税总和大约六七十亿，面对动辄超过百亿的开支，应该怎么办？

汉朝建立已经七十多年，基本采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民间的财富积累也非常可观。当然，最赚钱的还是三个行业：铸钱、冶铁、煮盐。这三个领域，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当时的条件下，又有相当高的技术门槛。能进入就是暴利。

汉武帝首先想到的打击对象，是诸侯王。几乎从任何角度看，诸侯王都适合成为优先打击对象：首先，诸侯王强大了，对中央朝廷是个威胁，不为钱也要打击他们；其次，诸侯王特别有钱，事实上从三大暴利行业里获益最多的，就是诸侯王；第三，诸侯王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特殊人群，也不得人心，打击了他们，老百姓不但未必有多少同情心，欢呼雀跃也说不定。

但这还远远不够。那就只能瞄准社会中的一般富裕阶层了——当然，他们另外有一个难听的名字，叫作“豪强”。应该说，汉武帝开始还是并不想下毒手的，一直想和民众进行利益交换。你给朝廷捐钱捐物资，有罪的朝廷就免你的罪，没罪的朝廷就给你爵位。

但汉武帝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豪强早已通过各种方式避免落入法网，所以不需要再花钱免罪；而爵位销路不佳，这项生意已经被他的祖父和父亲做滥，爵位卖不起价钱。汉武帝只能进行爵位改革，并且在鬻爵的同时卖官，但拥有高级爵位就意味着可以免税，那以后税源就会越来越少；至于卖官，无疑会导致官僚队伍素质下降，也绝非长远之计。

汉武帝又寄望于富裕民众尤其是大商人的捐款。于是有个河南人叫卜式的，成了标志性的人物。

对匈奴的战争启动之初，卜式就提出要上缴一半家产给朝廷。汉武帝派使者问他，这么做是不是想当官，答复说不想当官；又问是不是有什么冤情，答复是也没有冤情。卜式说，他只是觉得有才能的人应该不畏惧到边境战死，有钱人则应该积极出钱保障后勤，好尽快打败敌人而已。

于是汉武帝有点想见一见这个人，但丞相公孙弘说，卜式这么做违背人性，根本不是合适的表率。汉武帝也就认同了公孙弘的说法，没要卜式的钱，很长时间里也并没有给他什么回应。也就是说，汉武帝在财政底气还比较充足的时候，对夸张的道德榜样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但到了元狩二年（前121年），一方面国库已经极度空虚，另一方面为了两年后的超大规模出击，这时候必须启动筹备工作。此时卜式又捐了一笔救灾款，终于引起汉武帝的重视。皇帝把卜式的事迹“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树立他为正面典型。

然而正如当初公孙弘所断言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用的。朝廷得到的捐赠宛如杯水车薪，天下商人仍然自得其乐，享受着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甚至于，因为朝廷的资金筹措经常需要靠他们来经手，他们也把这当作自己发财的机会。朝廷用使货币贬值的方式搜刮财富，商人的应对策略是囤积居奇，反而因此获得暴利。

总之，社会上涌现了许多这样的富商：家累万金，随行车辆一百多，大量贫民成为他们的私人奴仆，而

“不佐国家之急”。

汉武帝觉得忍无可忍。宣传卜式，可能是最后一次提醒和警告：应该与朝廷共克时艰。既然富人们仍然如此不知死活，那就怪不得皇帝动用雷霆手段了。

赚钱的办法

正如自古以来迫害文人的急先锋也是文人一样，真正能帮助朝廷收拾商人的，也是商人。

汉武帝启用了三个重要人物：大盐商东郭咸阳，冶铁巨头孔仅，和洛阳商人的儿子桑弘羊，用后世流行的话说，这个人拥有“计算机一般的大脑”。

三大暴利行业，铸钱的权力早已收归国有，现在要做进一步的改革。除了继续在铜钱的重量上做文章外33，还推出了所谓“白金三品”：汉武帝用银和锡铸造三种新货币，规定钱币上有龙纹的价值三千钱，马纹的价值五百钱，龟纹的价值三百钱。

铸造货币的银锡本身当然不具备这么高的价值，也就是说，这些货币有这么高的购买力，全靠国家信用来背书。喜欢把“中国早就有”当作荣耀的学人，曾经喜欢以此为例论证汉武帝已经发明了信用货币。但在历史当事人司马迁看来，这个超越时代的发明完全是一种灾难，朝廷也根本没有打算在这件事上诚信，这就是对民间财富赤裸裸的掠夺。

煮盐、冶铁两个行业，从此也要国家垄断。汉武帝首先做出慷慨的姿态：来自盐铁的税收，本是用于皇帝的私人开销的，现在，他要把这笔收入转交给国家的财政部门。接下来，汉武帝就要求天下商人和自己一样慷慨：他任命盐铁行业的富商为国家的官吏，实际上就是那些盐铁产业还由你来管理，但产业的性质已经由私有变成国有。这项工作的具体推行，是由东郭咸阳和孔仅两人负责的。身为业内巨头出身的官员，商人要想玩什么花招抗拒朝廷的新政，当然瞒不过他们的眼睛。

这一系列改革如同一把把镰刀，疯狂收割着民间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