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所有这些都还不够。于是回到本章开头的那份上奏：
郡国颇被菑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宽贷赋，而民不齐出於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
各郡、国颇受灾害，贫民没有产业的，招募他们迁徙到地多而富饶的地方。陛下降低膳食标准、节省日常开销，拿出私人的钱来赈济百姓，降低贷款利率，减少赋税额度，然而百姓仍不能都去田亩中耕作，商人数目不断增加。贫民没有积蓄，都仰赖朝廷供给衣食。
这番话里充满怨念，自然是公卿们替汉武帝说心里话。皇帝为国家和民众，真的是受苦了。而你们这些商人还如此自私自利，还有一点廉耻和忠爱之心吗？所以针对商人，要征收一种新的赋税：
异时算辂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赏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辂车以一算；商贾人辂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这个新增的税种，习惯上称为“算缗”。“缗”是串钱的绳子，一缗就是一千钱。“算”的意思比较复杂，大概指某种税率下应该缴纳的金额，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汉武帝时代，是一百二十钱。
针对商人的车辆和现金收税，汉朝大概早就有过，但收的不算多，也长期没有落实。现在，汉武帝要认真对待这件事了，而且收税对象不再限于在籍的商人，而是所有有经商行为的人，可以想象，这个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容易扩大为针对几乎所有的有产者；第二是原来只对现金和车辆征税，新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却大概变成了把各种财产都折算成钱，然后征税。具体税率是：
一般工商业者，“缗钱二千而一算”，即有两千钱的财产，就要缴纳一百二十钱的税，也就是朝廷征收6％的财产税。
一般手工业者和从事冶铸业的人家，则是“缗钱四千一算”，3％的财产税。
辂车是一种轻便的车辆34，单独征税。
达到一定行政级别或者是北方边境上的骑士，拥有辂车不必缴税；普通人每辆车缴纳一百二十钱；商人每辆缴纳二百四十钱；拥有五丈以上的大船，每艘缴纳一百二十钱。
车、船的问题另说。汉初虽然有许多歧视商人的政策，但对他们的经商行为并不干涉，这时社会贫富差距已经非常惊人。这种情况下，6％的财产税也不能说非常过分。但是，财产税最大的问题就是计税依据难以准确界定，税收征管难度大，税收成本高。可以想象，作为一个理性人，会想方设法地瞒报财产。
所以汉武帝设计了一个厉害至极的配套政策，也就是告缗：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不申报财产，或者申报不实的，都发配到边境地区一年，资产没入国库。如果有能检举揭发这种现象的，就把被检举者的财产，分给他一半。
检举者的获益如此之大，可以想象，应该很容易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但事实上一开始算缗、告缗的实施效果不佳。卫青、霍去病获得辉煌胜利之后，还是出现了“战士颇不得禄”的状况，说明财政缺口并没有堵上。
显然，各郡国的政府因为这笔收入是用于国家开支，对自己没什么好处，同时又预感到引发的社会动荡可能很大，大多采取了敷衍塞责的态度。所以，元狩六年（前117年）、元鼎三年（前114年），汉武帝都不得不重申，告缗令必须坚决贯彻落实。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大量启用新型官员。这就需要提到一个极具汉武帝时代特色的名词：“酷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