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西域

然，是一百多年来对张骞的愤怒情绪，促使班固时代的人们相信，他必然会说出这样一句罪恶的话。

后世很长时间里，张骞不算受关注的人物，民间很少会根据他的事迹编制故事，正史提及他的次数也不算多。偶尔有人注意到张骞对皇帝的忠诚，愿意把他和苏武并列赞美几句，但也总是把苏武放在张骞前面——可事实上即使不比功绩只谈年代，张骞也应该比苏武早些45。以至于清代的史学家赵翼要为张骞的被冷落而遗憾。还有人对张骞极其憎恶，宋代的黄震评价张骞说：“甚矣，小人逢君之恶何甚也！”清代大学者王鸣盛梳理这段历史，则说张骞“首倡邪谋”。

通西域的事业，需要几代人、几十代人付出代价，然后才能转化为成果，人类历史上的诸多伟业，实在都是如此。近代以来，中国人才真正感受到张骞凿空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对他的评价自然也截然不同。但也不能说司马迁他们的看法都是偏见，他们当然无法预知现代人的主权观念和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既然注定身为代价，自然只能在代价的立场上发出呻吟或呵斥，或者这也不可以，那仅有的权利，就只能是对这种事业保持一点冷漠。

出征西域的理由

司马迁把新修订的历法进献给皇帝的那一年，即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朝对西域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从张骞第二次通西域算起，汉朝经营西域已经十多年的时间。这段时间里，汉朝实际上是在和匈奴展开对西域小国的影响力竞争。

汉朝通西域，主要靠的是财富。但财富输送越多，就显得越不稀罕，所谓“使者既多，而外国益厌汉币（币是礼物的意思），不贵其物”。何况从汉武帝委任使者的方式就可以看出，使团的素质不高，经常不能给西域人留下好印象。而且汉朝使者的工作性质实际上是承包制的，谁能让某个西域小国愿意朝见皇帝，谁就立了大功。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汉使的工作积极性都极高，经常能创造性完成任务；但坏处则是彼此为竞争关系，往往不能很好合作，不同使团宣布的汉朝政策各不相同，有时甚至互相攻击，西域各国也无所适从。

匈奴和西域各国交往的历史，比汉朝要悠久得多。匈奴骑兵的战斗力，在西域人心中投下浓重的阴影，他们都畏惧匈奴。尽管他们也听说了匈奴连续惨败于汉朝的消息，但眼见为实：几百人的汉朝使团，跋涉而来都往往死者过半，汉朝兵锋所及，绝不可能覆盖到自己的国家。

所以这场竞争汉朝明显落在下风：

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

匈奴使者拿着单于的一件信物，所到之处，西域国家立刻供给食物，不敢阻留刁难。至于汉朝使者，不论饮食所需还是坐骑，都必须出资购买。

一个是收保护费的，一个是冤大头，西域各国的这种态度，实在也是人之常情，所以，汉武帝决定向西域展示一下武力。不要把汉朝的仁慈，当作软弱。

火药堆积如山的时候，自然不缺导火索。在遥远的大宛国（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出产神奇的汗血宝马，汉武帝派使者，愿意用千金和一匹黄金制成的马换取汗血马。大宛国王仍不为所动，汉朝使者因此愤怒，毁掉金马离开。大宛国则既觉得受到羞辱，又起了贪心，于是杀死汉使，夺取了汉朝的财物。

消息传到长安城，天子一怒，流血万里，汉军开始大规模西征。当然，开始的一刻，这次远征的动员规模和惨烈程度，任何人都没有料到。

出征西域和汉武帝之前的开拓，有很大的分别。

第一，之前几十年的战争，基本是在与汉朝相对熟悉的对手作战。汉朝建立以来，匈奴就是心头大患，东越、南越、朝鲜、西南夷，大多数地方曾是秦朝的郡县，或是被战国时代的列国征服过的地方，只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而已。相比而言，西域的陌生程度要高得多，在《史记》中一个很直观的体现是，司马迁竟然没有提到大宛国、乌孙国的国王，是哪位上古圣王的后代。

第二，之前的开拓不管多么艰辛，确实也有相当高的民意支持，汉地社会也确乎可说元气丰沛淋漓。但如果从元光二年（前133年）马邑之谋算起，到现在高强度的社会动员已经差不多三十年，汉朝真可说“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实在折腾不动了。

但是汉武帝决心已下。汉武帝为什么要征伐西域，相信皇帝做的是理性决策的人，大致给出这样一些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为征服匈奴，汉武帝需要得到西域的优良马种。

元狩四年大会战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一个重要原因是汉朝出动了优良的战马十万匹，加上后备马匹四万，使得匈奴完全丧失了机动优势。但这次辉煌胜利付出的代价是，“汉马死者十余万”，之后再想出击匈奴，也就不免陷入“汉亦马少，无以复往”的窘境。

靠汉地的马场，这个缺口短时间内是无法补上的，而西域的特点，正是“多善马”。乌孙国的一个富人，就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