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名将

机，来自他美丽的姐姐、歌女卫子夫。汉武帝到平阳公主家来做客，平阳公主早就准备下十余名“良家子女”，供皇帝挑选。但是在皇帝看来，她们都寡淡无味。一直到卫子夫在歌女队伍中出现，汉武帝远远就看中了她。

于是汉武帝起身更衣，卫子夫心领神会跟上去侍候，结果“轩中得幸”。《史记》对这件事记录如此细致，似乎过于八卦，但相比当时长安城中的各种香艳传闻，司马迁下笔，一定已经大为克制。后世学者对这个话题里的诸多细节也兴味盎然，比如汉武帝幸卫子夫的“轩”究竟是不是厕所，两千多年来就聚讼不已21。

之后虽然还有诸多波折，但总的趋势就是卫子夫得宠，而卫青也成了外戚，从此平步青云。就是说，卫青的出身，本是远远低于良家子的奴辈，又因为裙带关系，一举实现了阶层跃升，实在是小人得志。几乎从任何角度看，他都会是良家子们鄙视的对象，而其行事作风，还在不断强化这种印象。

首先，从卫青和皇帝相处时的诸多细节看，他都不像是一个正直有尊严的大臣。汉武帝掀起了推崇儒学的风气，“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而先秦以来的儒学，恰恰不欣赏大臣在皇帝面前过于恭顺。孟子说，把顺从当作正当的做法，这是小老婆的作风（“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汉代最流行的是“春秋公羊学”，而《公羊传》里，讲了许多或真或假的历史故事：一位大臣不理会君主的命令甚至和君主当面顶撞，而他固执己见所办成的事，最终为君主赢得了荣耀。

也就是说，儒家的尊君，往往尊的是一种理想化的君权，而不是具体的君主个人。而卫青恰恰不是如此，他的作风是“和柔自媚”，绝不可能拂逆皇帝，当然更不要指望他“面折庭争”。皇帝对他的态度，也确实像是对一位佞幸而不是一个大臣。一个最直观的例证是：祖上是贵族、以亢直敢言著称的臣子汲黯，汉武帝如果不穿正式的礼服就会觉得不好意思见他；出身卑微，被前辈儒生讥讽为“曲学以阿世”的丞相公孙弘，汉武帝闲暇时和他见面，有时不戴帽子；而卫青在身边的时候，皇帝可能一边上厕所一边和他交流——联系到姐姐卫子夫就是在厕所里得到皇帝的宠幸，这个场景简直暧昧。

“以顺为正，妾妇之道”，这顶帽子要扣到卫青头上，简直是量身定制。

其次，已经成为一个权贵之后，卫青也拒绝行使权贵的特权。屡立战功之后，汉武帝特别为卫青创设了一个新的职务：大将军，他成为皇帝之下掌握最高军事权力的人。但元朔六年（前123年）那次出击，尽管总体上仍然算取得了成功，局部战场却是遭到失败：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的部队落单，遭遇了匈奴主力，结果赵信投降，而苏建孤身逃回。

怎样处置苏建，引发了军中的争论。卫青的军正和长史都认为苏建在困境中作战十分英勇，能够逃回正是不敢有贰心的表现，处死他不但不公平，而且会造成恶劣影响：以后战败的人都不会再回来了。但议郎周霸认为应该处死苏建。

这场辩论有一个有趣之点：军正即军队里的执法官，长史则是卫青身边最重要的行政人员，这些岗位上的人物，通常被认为比较严苛，甚至深文周纳，但这时他们都体贴人情，主张宽容；议郎隶属于郎中令，也就是说周霸并不是卫青的僚属，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个儒生，众所周知儒生是鼓吹仁德宽厚的，但这里他却表现出极强的杀人欲望。周霸是这样说的：

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

自从大将军出征以来，还没有斩杀过偏裨将佐，现在苏建抛弃了他的部下，可以杀了他来彰明大将军的威严。

也就是说，杀苏建的主要理由，并不在于苏建是否该杀，而是要树立大将军杀伐决断的权威。

自从孝文皇帝以来，良家子作为军中骨干的汉军，对匈奴一直表现不佳。而汉朝的将军们就像二战时的德军将领一样，总结失败原因时最终总喜欢归罪于元首。是皇帝掣肘太多，执法官吏权势太大，将军们没有足够自主权才导致了失败。当然，按照儒家一贯的贵族立场，对这种推崇自作主张的论调，也会非常喜欢。

所以，现在周霸的提议，是把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丢到了卫青面前。卫青的表态也就不得不非常严肃隆重：

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成，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

我侥幸以外戚的身份在军队任职（自有皇帝的威严统摄全军），不必担忧我个人没有威严。而周霸劝我树立个人权威，严重违背了做人臣的本分。退一步说，纵使我有专杀之权，但像我这样受到尊宠的地位，仍然不敢在疆域之外擅自诛杀将领，而是把情况向天子详细报告，让天子自己裁决，由此表现出人臣不敢专权，不也是可以的吗？

这番谦恭的言辞，实际上一字一句，都如同重重的巴掌，抽在那些多半是良家出身，喜欢鼓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