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少年

功”的儒家弊端，而和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正相违背。

这种与时俱进的机敏，帮助司马谈获得了远远超过一般太史令所能得到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又为未来司马迁的创作提供了巨大便利。

司马迁二十岁的时候壮游，足迹踏遍汉朝的大半壁江山。那么，这一次司马迁是公费还是自费？

古代出门旅行是一笔巨额开支，如果做“铁官”和“市长”的先祖都是贪官，积累了大量财富，那么倒是有可能私费也负担得起。但自费远行，途中注定会有极多风险，碰到官府盘查，还有诸多不便。有一条史料说，司马迁这次出门，是“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卫宏《汉旧仪》），即坐着政府的公车，搜集散落在天下各地的历史文献。

太史令的本职工作并不包含撰写史书，显然，司马谈是利用汉武帝好大喜功，思想学术领域也要创造空前伟业的心理，把个人的撰著冲动，变成了国家级的文化工程的一部分，为儿子要来了这笔经费。

司马迁回到长安之后，做了“郎中”——九卿第二位是郎中令，郎中是郎中令属下的一个低级官员。郎官系统的任务，是平时执掌宫廷的门户，天子出行则充任车骑，实际上没有特别具体的工作，但有较多机会亲近皇帝，所以更像是皇帝为未来选拔亲信官员而建立的一个人才库。那么，司马迁是怎样成为郎中的呢？

郎官照例由高干子弟或富家子弟充任，司马家显然达不到标准。此外的途径有：在边境上建立军功；或者是先得到家乡父老的好评，被推荐为博士弟子，学习一年后通过考试名列前茅，就可以成为郎官。

军功这条，司马迁也不符合。以后人的标准看，司马迁能继承父亲的事业，是尽了最大的孝道，他文才横溢，似乎考试也不成问题，所以通过这个途径成为郎中，可能性是最大的。但偏偏司马迁自己说过，他“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在家乡简直被视为不良少年，完全不可能得到被推荐的机会。

所以，还是要靠父亲为儿子铺路。司马迁后来回忆说，自己能够走上仕途，是“赖先人绪业”，“幸以先人之故”，靠的是父亲的力量。本来，要二千石的高官，即相当于今天副部级的官员，才有资格让子弟充任郎官。太史令不过六百石，竟也享受了这个待遇，无疑就是汉武帝对司马谈有特别的青睐，愿意为他开方便之门了。

好时光

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即汉景帝中元五年4；而伟大的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这个后来和司马迁一生命运纠缠不清的人物，这一年已经十二岁。到司马迁六岁那年，汉景帝驾崩，汉武帝即位。

后来人回首历史，会觉得司马迁的童年，也就是汉景帝后期和汉武帝即位的头几年，是整个汉代最幸福的日子。

这是真正享受“文景之治”成果的时代。汉朝实行郡县与分封两种地方管理模式，各同姓诸侯王曾经野心勃勃，但经历过七国之乱的惨败，他们很清楚自己无力对抗中央，于是或醉生梦死，或开始在精致的文化品位中消磨人生。后来被认为企图谋反的淮南王刘安，多少年来一直没什么实际动作。要么，所有谋反行迹纯出捏造；要么，拖延症已经深入骨髓。

直属于朝廷的地方与部门，也一样慵懒懈怠。汉朝毕竟去古未远，对世袭制还有相当普遍的社会认同，给予功臣的回馈，也不得不高于后世的许多王朝。老一辈的功臣故去后，他们的子孙也在朝堂上占据要津。司马迁三岁那年，名将周亚夫被汉景帝认为“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不久后被迫害致死，可以认为是勋贵子弟中最后一个优秀人物故去，后来者即使做到丞相，也不过是“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

而官方推崇的黄老之学以静镇之，似乎在给这一切碌碌无为提供理论依据。实际上，在大规模战乱民生凋敝之后，朝廷不多介入，充分发挥社会的自我修复功能也许不失为善策。此时的社会一片欣欣向荣。《史记•平准书》有一段被反复征引的文字：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㹀牝者滨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细耻辱焉。

汉朝建国已经七十多年，国家不搞大事情，除非遇到水旱灾害，人民生活富足，城市与乡村的粮仓都很充实，国家财政储备雄厚。京城积聚的钱币有好多亿，长期不用，穿钱的绳子朽烂了，无法计数。太仓中的粮食陈陈相因，有的露天堆积，以至腐烂不能食用。

普通街巷中的百姓也拥有自己的马匹，田野中更是散布着马群，以至参加聚会的时候，骑乘小母马的人会受到鄙视。

居住低端社区的普通人也吃得起黄粱肥肉，官员在一个岗位上长久任职，眼看着儿孙长大也不曾调任，所以很多人干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