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职作为自己的姓氏。这个时代人人自爱，把犯法看成很严重的事，行事道义为先，而不屑于做羞耻的事。
司马迁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心境大致和杜甫写“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时相似，不可避免带有美化色彩。实际上他也承认，当时整个社会，充满了骚动不安的气氛。
一个问题是可怕的贫富差距。社会上层掌握着巨额的财富，不论是皇帝的亲属，朝廷的官员，还是毫无官方背景的豪强，他们都兼并了大量土地，生活极尽奢侈。有些地方，豪强成了实际上的统治者，那里你感受不到官府的存在。
这种情况下，皇帝会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冒犯，普通民众也会觉得自己头上压着沉重的负担。当社会上存在着大量贫无立锥之地的民众时，你不能指望他们都能坚持做遵纪守法的良民。
司马迁所说的“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大约只是中产之家（当时叫“中家”或者“中民”）以上阶层的状况。班固就提供了相反的说法，《汉书•刑法志》在介绍了文景时代刑罚不断减轻的状况之后，班固说，从此死刑判决过于慎重，笞刑惩罚又过于轻微，“民易犯之”，人民也就不把犯法当回事了。
另一个问题是，一想到匈奴人，屈辱感就充溢在大汉子民的心中。就在司马迁出生的下一年，匈奴大举入侵上郡（在今陕西北部），军民战死两千余人。那里有汉朝的马场，本是大汉为未来反击匈奴做准备的基地，镇守在上郡的大名鼎鼎的飞将军李广，却还是遭遇了这样惨重的失败。
大概，每一次遭到匈奴劫掠，大汉建国以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事件，从高皇帝刘邦白登求和，到后来一次又一次的和亲，都会被大大小小的舆论领袖翻出来重新吐槽一遍。汉朝的热血男儿，当然也会因此豪情慷慨，期待着全面反击的那一天。
和今人觉得汉武帝时代是个盛世不同，后来司马迁回首往事，这样写道：“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当然，能想到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青少年司马迁的生活相当单纯，他家乡当时叫夏阳（今陕西韩城），而他更喜欢使用一个古老名词——龙门。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劈开了这里险峻的山峦，于是形成气势宏伟的壶口瀑布，只有神龙才能从这里飞越。之后，黄河流经司马迁的家乡的时候，已经形成宽阔平缓的水面，可以安然往来于黄河两岸了。
司马迁自称少年时“耕牧河山之阳”，即在龙门山之南，黄河以北（实际上是西边）耕种、放牧。考虑到他家不低的经济水平，这更可能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实际上，当时司马迁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读书。
司马迁的学习异常优秀，十岁就能诵读“古文”——这里“文”是文字的意思，汉代通行的隶书称为“今文”，各种先秦古文字则统称“古文”。显然在很多人看来：读古文是一种无用但神秘的能力，意味着可以获取不为国家所控制的知识。
和许多聪明过人又精力过剩的孩子一样，司马迁绝非尊长心目中乖巧的模范儿童，在家乡有放纵不羁的名声。好在，他很快就不用看家乡父老的脸色，因为他的家，搬到了茂陵。
长安的卫星城
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和古典文学教授伊恩•莫里斯的《西方将主宰多久》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书中根据能量获取、社会组织5、战争能力、信息技术四项指标，计算社会发展水平。看似科学的外衣下，他的结论倒是非常符合政治正确：现代以前，东西方各有一次逼近了农业社会的极限，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和中国的宋朝，是古代社会的两个最高峰。
当然这也就是说，和罗马差不多同时的汉朝，发展水平是不如罗马的。这个结论可能大致属实（反正我觉得这种宏观比较看起来再科学也是玄学），但对他的论据，却不能不提出怀疑。比如说，莫里斯认为，罗马城的人口百万，是汉长安城的两倍，这是罗马的组织能力超过汉朝的表现之一。
这个判断显然太简单化了，事实上，如果单比这种管理大量人口的能力，当然是汉朝胜出，这简直是拿罗马的短板来碰汉朝的长项。
罗马城是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几乎所有一切的中心，所以帝国的各色人等，都在涌向罗马，罗马人口的增长，罗马城的一次次扩容，是社会演进的结果。
汉朝的皇帝对首都的意义则另有理解。都城是经过朝廷规划而建设出来的，它只是皇帝和权贵的生活区以及政治中心，不需要承担太多额外的功能。汉长安城的面积约三十六平方公里，而单是未央宫的面积，就有五平方公里，是今天北京故宫的七倍。加上其他宫殿，还有衙署、仓库、兵营、监狱等军政机构，留给长安百姓居住生活的面积，不到三分之一。
所以，首都的人口看起来不太多，是因为朝廷不许增长。
但在另一件事上，汉朝展示了罗马望尘莫及的支配人口的能力。
当年秦始皇在兴建骊山陵墓的同时，迁徙三万户人家住到那里。汉代皇帝继承了这个传统，一即位就为自己修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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