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长生

皇帝实现了小目标

张汤死，是在元鼎二年（前115年）的冬天，但酷吏政治方兴未艾，下一年，一直阻力重重的告缗令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36。一个叫杨可的人主持告缗工作，司马迁和班固都没有给我们留下这个人太多的信息，只知道他做到了“告缗遍天下”，就是大汉的天空之下，到处都有人在举报有钱人瞒报财产。结果“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拥有十万钱以上的人家，大都成了举报对象。毕竟，在饥寒交迫的人眼里，你怎么能说自己不是有钱人呢。

当然，被举报的人会试图申诉，受理这些诉讼的，是张汤之后最会当官的酷吏杜周——所以后来他也被班固从《酷吏传》里抽出来单独立传了。

杜周的作风，是凡事顺承皇帝的意旨，而经常不理会法律，不像张汤那样还喜欢“辅法而行”，做成符合程序的样子。有人指责这件事，杜周就说了一句后人讲中国法律史根本绕不过去的话：

三尺37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法律是哪里来的呢？以前君主所规定的就是法律，在位的君主所规定的就是诏令。令早晚会变成律的，与时俱进罢了，那么推崇古代的法做什么呢？38

杜周这么看重皇帝的意思，那么此时汉武帝的意思是什么？朝廷需要很多很多的钱，告缗的罪名成立，朝廷就可以没收人家一半家产，太符合皇帝的意思了。

所以只要被举报隐瞒家产，基本就别想翻案了。

那段时间里，御史大夫、廷尉手下的大小官吏，都非常非常辛苦，因为国家从民众那里获得的财富以亿计，还有奴婢成千上万。大一点的县，朝廷抄没了数百顷土地，小县也有百余顷，而抄没的住宅也达到了惊人的规模。这些都需要他们去统计、管理，工作量肯定暴增，过劳死的想必也一定是会有的。

当然，好处也是很大的。杜周和张汤还有个微不足道的小区别，就是他很贪。刚走上仕途的时候，他只有一匹马，还辔头鞍鞯都配不齐，现在却家资上亿（巨万）了。上行下效，官吏们这段时间的忙碌，大约就是所谓幸福的烦恼吧。

被告缗的人大多破产，他们的表现，充分证明汉武帝优待军人、赈济灾民而就拿他们开刀，绝对是正确的选择。此时他们的做法是：既然存钱都是帮别人存的，自己还受苦受累干吗呢？于是不再辛勤工作，有钱就吃点好的，做几件漂亮衣服，并没有太多暴动叛乱的事。

大汉的秩序显得一切正常。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汉武帝时代的第一理财高手桑弘羊开始担任大农丞，即财政部副部长。

桑弘羊推出一项新的改革叫作“均输”。大汉的各郡国都要向朝廷进贡物品，这个行为源于古老的传统，西周时代诸侯对天子就应该如此。

按照西周的交通条件，运输的成本很容易就会大大超过贡品的价值，所以进贡这个行为，主要意义是诸侯向天子表达忠诚，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

现在，大汉的诸侯王都知道闹独立是痴心妄想，更不用说郡县是必须听命于朝廷的，所以这个臣服礼实际上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地方上的贡品千里迢迢运送到中央来，中央往往也并不需要这些东西，明明就是巨大的浪费。

这种情况下，恪守传统的儒生大概会“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坚持继续折腾下去；务实又勇于改革的官员，则可能倾向于叫停这项浪费。桑弘羊却敏锐地从中发现了商机。

朝廷控制天下道路，有物流优势；朝廷掌握各地民情，有资讯优势。何不把贡品变成商品，根据各地需求，运输贩卖获取利润，最终把钱上缴国库呢？

简单说，就是打击商人的同时，国家直接经商，这就是所谓“均输之法”。

和均输法配套，后来桑弘羊又创设了“平准之法”，也就是朝廷规定物价，不允许商人肆意涨价。

这两项政策犹如平行的双翼，给朝廷带来的收益立竿见影。加上盐铁专营、算缗告缗等措施获取的巨额收入，元鼎年间，国家财政就开始走出了困境。

写到这里，基调一直抑郁低回的《平准书》里，仿佛突然亮起一道正能量的闪电。司马迁写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人民要缴纳的赋税并没有增加，国家开支却一下子有富余了。

历数汉武帝的经济改革：

货币重量究竟该是多少？国家规定反复无常，每次都是对民间财富的收割。

算缗、告缗毁掉了大多数“中民之家”。

盐铁国家专卖导致这两项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质量却断崖式下跌：政府出售的盐，往往“苦恶不可食”；朝廷鼓铸的铁器，规格单一，不能满足民间多样化的需求，质量也极其糟糕，最差的竟至于“割草不痛”，草都割不断。

对商人的车辆和大船征税，导致物流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