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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还向未成年征收人头税,结果导致贫困人家“生子辄杀”……
汉兴七十余年,培养出一个富裕阶层,现在朝廷消灭了富裕阶层,实现了共同贫困。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谁说汉武帝推崇儒家,只是装装样子呢?
尽管如此,说汉武帝“益赋”,仍然是无耻的斓言,必然被如下真相狠狠打脸:因为这里“赋”当然特指田赋,今皇帝仍然秉承孝文皇帝以来“三十税一”的老传统,确实是没有增加。
“天下用饶”也是事实。汉朝的制度,本来是两个财政机构并行,大农令掌管国家开支,少府负责“养天子”。现在,由于朝廷收入暴增,汉武帝为更有效率地支配这笔钱,又增设了第三个财政机构——水衡。有学者曾经试图加以辨析,少府和水衡都是“天子私藏”,功能上究竟有何不同,实际上也可能只是:少府作为一个存在已久、有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和潜规则的机构,汉武帝觉得不好管理而已。
新增加的收入不但承担各种开拓战争的开支绰绰有余,而且可以用于奢侈性消费。天子的苑囿上林苑,由于天下珍奇都汇聚而来,无法容纳,所以大规模扩建。有一组工程如此展开:
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由此日丽。
这时候,消灭南越的战事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发展水军势在必行。本来,这笔军费当然应该发放到齐地或东南的沿海地区,还有邻近南越的南国水乡。但大笔经费就用在上林苑里,也就是开凿昆明池。但理论讲,仍然是出于军事目的,用今天的地理概念更直白地表述,就是为消灭广东的割据政权,在西安地区训练水军39。
为了皇帝能够更好地视察水军训练状况,所以昆明池周围,要修建许多观景建筑,这就是“列观环之”。
昆明湖据称三百三十二顷,湖上楼船上百艘40。楼船高达到十余丈,即二十多米,上面再张挂旗帜。一般矮小的观景台,视线很容易被遮蔽,无法纵览这番壮丽的景象。而且,汉武帝希望在长安城里,仍然可以看见气象巍峨的楼船。
“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于是汉武帝很感慨,又追加投入,在未央宫里,兴建了也许高达百米的柏梁台。
“宫室之修,由此日丽”,这之后,兴建各种奢华宫殿的工程,也就不断上马了。司马迁没有罗列宫殿的名字,但我们知道的就有长安城里的北宫和明光宫,还有“千门万户”过于恢宏壮丽、长安城已经容纳不下的建章宫,它在汉长安城以西,通过“飞阁辇道”跨过城墙,和城内的未央宫相通41。
当然,这些宫殿不会是空着的。汉武帝的后宫人数也创造了纪录:刘邦、汉文帝、汉景帝时代,据说“宫女不过十余”,现在却“多取好女至数千人”42。
这一环扣一环的投入,说起来一开始都是为了一个义正辞严的军事目标。司马迁似乎只是平实记述,没有作一句评论,但讥讽之意,深入骨髓。
挪用海军的钱修园子(尤其是池水的名字始终叫“昆明”),很容易引起一些联想。不过最根本的区别是,汉武帝的开拓战争进展顺利,东越、南越相继被收归版图,这似乎在给韩非子的经典论述提供依据:只要国力强盛,君主奢侈不是问题。
所以对汉武帝而言,这就是真正的盛世。而包括司马迁在内,随侍的郎官们都很清楚,所有的宫室、美女、财宝都是小事,只要需要,皇帝可以抛弃这一切就像扔掉一只破鞋(“如脱屣耳”)。
对皇帝来说真正的大事只有一件,那就是成仙长生。
皇帝的身体与方术
汉代是一个笼罩在迷信空气里的时代。顾颉刚先生说:“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
这一层,从汉人留给我们的书籍总目就可以看得出来。西汉末的学者曾对皇家图书馆的藏书进行了大整理,总计分成了六大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
这是汉代书籍的六分法,和后来经史子集的分类不同。很容易发现,后世蔚为大观的史部还不存在(司马迁的《史记》被安置在六艺这个分类下面,当作从属于《春秋》的著作)。以今天的标准看,讲天地的术数,讲人体的方技,绝大多数都属于迷信活动,占掉了六大类里的三分之一。看作品数量,方技书里因为包含着各种奇奇怪怪的养生学乃至长生之术,尤其深受欢迎,以至于汗牛充栋、车载斗量。
汉武帝就是这些养生学的狂热爱好者。一来他身边最亲近的人许多都相信这个,他就生活在迷信空气浓度最高的地方;二来人如果生理上面临一些不由自己控制的困境,就容易迷信一些超自然的力量,越是贵为至尊,越是如此。
汉武帝二十九岁的时候,第一个儿子刘据才出生,在普遍早婚的社会里,这无疑是非常晚的。在此之前,皇帝不能生儿子的问题,至少在权贵之间,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而刘据出生之后,汉武帝却一发而不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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