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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霭笼罩着大地。公路旁边的高压电线上，不时闪烁着汽车灯的反光。

天没有下雨，但黎明时分的大地却变得潮湿起来，禁止通行的交通信号灯开亮时，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便隐约呈现一个微微发红的斑点。人们在几公里以外就感觉得到集中营的气息，因为通向这里的电线、公路和铁路愈来愈密集。这是一个充满直线的空间，各种直线把雾蒙蒙的大地和秋季的天空切割成许多长方形和平行四边形。

远方传来漫长而低沉的汽笛声。

这条公路紧靠着铁路，一队汽车满载纸袋包装的水泥在公路上疾驰，有时几乎与长长的载货军用列车同速行驶。身穿军大衣的汽车司机们从不回头望一眼并排行驶的列车车厢，也不曾留意车厢里人们灰白的面孔。

浓雾中显现出一道道架在钢筋混凝土柱子上的铁丝网，这便是集中营的围栏。一座座棚屋排列成行，形成宽阔平直的街道。这些样式单调的陋舍表现出这座庞大集中营的惨无人道。

在上百万座俄罗斯木屋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座完全相像的木屋。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是不可重复的。难以想像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两株完全相同的野蔷薇……在那些企图以暴力抹杀生命独特性的地方，生命便逐渐衰亡。

头发花白的火车司机用一只眼睛漫不经心地留神察看着从身旁闪过的一根根混凝土柱子，安装着旋转探照灯的高高的塔架和一座座混凝土岗楼，岗楼上亮着一盏镶着玻璃罩的电灯，隐隐看得见一名卫兵站在旋转式机枪旁边。火车司机向助手递了个眼色，机车立刻发出警告信号。闪过一座亮着电灯的岗亭，只见一队汽车停在放下的条纹栏木跟前，禁止通行的交通信号灯正瞪着火红的牛眼。

远处传来迎面驶来的列车的汽笛声。火车司机对助手说：“这是楚克尔，我听这大嗓门就知道是他来了。他刚刚卸了货，现在空车驶往慕尼黑。”

空空的列车轰轰隆隆地与驶往集中营的军用列车迎面驶过。撕碎的空气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车厢之间的灰暗的空隙闪烁着，忽然间，支离破碎的空间和秋日早晨的亮光又融成一片，形成一幅徐徐奔跑的画面。

助理司机从衣袋里掏出小镜子，照了照自己脏乎乎的面颊。火车司机向助手打了个手势，要用一下他的小镜子。

助理司机用激动的声音说：“喂，阿普菲尔同志，请相信我，要不是给车厢消毒，我们可以赶回来吃午饭，决不会拖到凌晨四点钟才回来，弄得筋疲力尽。似乎在我们车站就不能消毒。”

人们没完没了地谈论消毒，使得老头儿感到厌烦。

“拉一下长笛。”他说，“不准我们进备用站台，直接驶进卸货总站吧。”

在这座德国集中营里，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外语知识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第一次真正派上了用场。战前他住在列宁格勒，很少有机会同外国人谈话。现在，他回忆起在伦敦和瑞士侨居的年代，那时他同外国革命家过从甚密，经常用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谈话、争论、唱歌。

同他住邻床的意大利神甫加丁告诉他，这座集中营里关押着五十六个不同民族的囚犯。

数万人居住在这座集中营的棚屋里，他们有着同样的命运，同样的脸色，同样的衣着，走路时发出同样的沙沙的脚步声，喝着用俄国囚犯们称之为“鱼眼”的人造西米和冬油菜做的同样的稀汤。

集中营的头头们照编号和缝在衣服上的布条的颜色来区分不同的犯人：带红布条的是政治犯，带黑布条的是怠工者，带绿布条的是小偷和杀人犯。

由于语言不通，人们无法相互交谈，但相同的命运将他们连在了一起。分子物理学家和古文献专家，同意大利农民和不会签署自己名字的克罗地亚牧民睡在相邻的简易板床上。当年天天向厨师订早餐、常因胃口不好使得女管家大为不安的人，同天天吃腌鳕鱼的人一起去上工。他们穿着哒哒作响的木底鞋，以忧郁的目光张望着，看看挑桶送饭的来了没有。

虽说这些囚犯出身不同，但他们的遭遇却有一些相似之处。当他们头脑里出现往昔生活的幻觉时，不知是联想到了尘土飞扬的意大利公路旁的小花园，联想到北海阴郁的喧嚣声，还是联想到了博布鲁伊斯克市郊的干部宿舍里桔黄色的纸制灯罩。所有囚犯都以为自己往昔的生活是美好的。

囚犯在进入集中营之前的生活越苦，他就越热衷于撒谎。

他们撒谎并不是为了骗人，而是为了颂扬自由：集中营外面的人无疑是幸福的……

这座集中营在战前是一座专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

于是出现了一种由国家社会主义制造的新型政治犯——不曾犯罪的罪犯。

许多人被关进这座集中营，是因为在同朋友谈话时说出了对希特勒制度的批评意见，或者说了一个带有政治内容的笑话。他们既没有散发传单，也没有加入秘密政党。他们的罪名是，有可能进行这些活动。

战争期间，在这座政治犯集中营里关押战俘也是法西斯当局的一项新措施。这里关押着在德国领土上被击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