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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美国飞行员，以及盖世太保感兴趣的苏联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法西斯匪徒要求他们提供情报，同他们合作，提供咨询，逼迫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声明上签字。

这座集中营还关押着一些怠工者。这些人故意旷工，企图擅自放弃在军事工厂和军事工地的工作。把不好好工作的工人关进集中营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收获。

集中营里还关押着一些衣服上缝着淡紫色布条的人，他们是从法西斯德国出走的德国侨民。这也是法西斯当局采取的一项新措施。离开德国的人，不管他在国外表现得如何忠诚，也就自然成了政治上的敌人。

那些衣服上缝着绿布条的人，即小偷和撬门贼，在这座政治犯集中营里享受着特殊优待。警备队依靠他们监视政治犯。

利用刑事犯来控制政治犯，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新发明。

这座集中营里还有一些犯人由于命运与众不同，以致于当局设计不出与他们的身份相符的布条的颜色。他们当中有一名耍蛇的印度人，一个从德黑兰来的研究德国绘画的波斯人，一名学物理的中国大学生。然而国家社会主义在集中营的简易床上为他们留好了位置，为他们准备了盛菜汤的饭盒，每天让他们在工地上干十二个小时的活。

军用列车昼夜不停地开往死亡营和集中营。

空气中充斥着隆隆的车轮声、机车的咆哮声和数十万衣服上缝着五位数蓝色号码的囚犯们上工时的脚步声。这些集中营成了新欧洲的城市。它们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它们有自己的设计方案，有自己的街巷、广场和医院，有自己的集市和旧货市场、火葬场和体育场。

与这些集中营城相比，与焚尸炉上方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深红色反光相比，那些局促地坐落在城郊的古老的监狱显得多么幼稚，甚至带点温和而淳朴的味道。

表面看来，管理这样一大批囚犯似乎需要一支庞大的、上百万人的监视者大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穿党卫军制服的人一连几个星期也不在囚犯的棚屋里露一次面。在这些集中营城里，囚犯们自己担负着警察和警卫工作。

他们自己维护棚屋里的内部秩序，自己监视自己的厨房，他们只能吃霉烂的冻土豆，而把那些又大又好的土豆挑选出来，送到军队的食品供应站去。

囚犯们担任集中营医院和实验室的医生和细菌学家，担任清扫集中营人行道的清洁工，他们还担任向集中营供电、供暖和供应汽车零件的工程师。

集中营警察人员严厉、凶残，活动十分猖獗。警察左胳膊上系着宽宽的黄色袖标。此外，集中营的区段和班组还设有各自的头目。他们自上而下地把集中营的生活控制得严严实实，从整个集中营的动态到夜间囚犯们在床上的举动，全都处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之下。一些囚犯可以参予这座庞大集中营的隐秘事件，甚至可以参予制定培育良种人员的名单，可以参予审理被关押在暗室——混凝土盒子里的正在受审的囚犯的案件。看来，假如长官走开，囚犯们并不会中断铁丝网中的高压电流，他们不会四处逃散，而是继续干活。

这些巡警和区段警为警备队长效劳，但却时常叹息，有时甚至为那些被送往焚尸炉的人流泪……不过这种二重性是无法维护到底^1，他们从不把自己的名字列人育种人员名单。在莫斯托夫斯科伊看来，最令人不安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并不到集中营里来，它并不是那种戴着单眼镜装腔作势、傲气十足、与人民格格不入的人。国家社会主义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活在集中营里，它没有脱离普通人民，它照人民的方式开玩笑，它的玩笑逗得人们哈哈大笑。它就是平民百姓，它举止随便，平易近人。它十分熟悉那些失去自由的人们的语言、心态和智慧。

莫斯托夫斯科伊是在八月的一天夜里、在斯大林格勒城郊被德国人俘虏的。同时被俘的有阿格里平娜。彼得罗夫娜、女军医莱温托恩和司机谢苗诺夫。他们被俘后立即被送往德军步兵师司令部。

阿格里平娜。彼得罗夫娜在审讯之后获得释放。根据战地宪兵队一名工作人员的指示，翻译发给她一个豌豆面大面包和两张红色的30卢布的钞票。谢苗诺夫被编入俘虏行列送往韦尔佳契村地区的非军人集中营。莫斯托夫斯科伊和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莱温托恩被送往德军集团军群司令部。

在那里，莫斯托夫斯科伊最后一次见到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当时她站在落满尘土的院子中央，没有戴军帽，领章被揪掉了，她那阴郁而凶狠的眼神和表情使莫斯托夫斯科伊大为赞叹。

第三次审讯之后，莫斯托夫斯科伊被徒步押往火车站。一列运载粮食的军用列车正在那里装货，拨出十节车厢运送被迫去德国做工的男女青年。军用列车开动时，莫斯托夫斯科伊听见女人的喊叫声。他被关在一节硬席车厢的狭小的公务包厢里。押解他的一名士兵待人并不粗暴。但是当莫斯托夫斯科伊向他提问题时，他脸上却露出聋哑人的表情。这时可以感觉到，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莫斯托夫斯科伊身上。他像动物园里的一名富有经验的职员，经常全神贯注地默默谛听乘火车外出旅行的野兽在箱子里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