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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大的油灯。门楣上方钉着一块标语牌：“售货员与顾客，相互尊重，礼貌周到。”

地下室里驻扎着两个营——步兵营和工兵营的司令部。两位营长波丘法罗夫和莫夫绍维奇正坐在桌旁吃早饭。别列兹金打开门，便听见波丘法罗夫兴冲冲的声音：“我不喜欢加水稀释的酒精，它一点也不合我的口味。”

两位营长站起来，立正站好。参谋长把一小瓶伏特加酒藏在一堆手榴弹后面，炊事员用自己的身体遮住一分钟之前莫夫绍维奇刚同他谈过的梭鲈鱼。波丘法罗夫的通信员蹲在那里，正准备按照营长的指示把《中国小夜曲》的唱片安放在留声机盘上。他飞快地抽身站起，只来得及摘掉唱片，而留声机的转盘继续在呜呜地空转。通信员像队列中的战士那样，两眼平视正前方，只是用眼睛余光留意首长的表情；此时该死的留声机不识趣地呜呜空转着，他发现波丘法罗夫生气的目光。

两位营长和其他几个与这顿早餐有关的人十分了解首长们的偏见：上级首长们总认为，营级军官的职责要么是作战，要么是用望远镜观察敌军动静，要么是俯在地图上思考。可是人们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总是射击，总是同上级或下级通电话，因为人们还要吃东西。

别列兹金朝呜呜作响的留声机斜了一眼，微微一笑。

“好吧。”他又补了一句，“请坐下，同志们，继续玩吧。”

这句话也许是句反话，并不具有直接的意义。波丘法罗夫脸上流露出忧郁和后悔的表情，而莫夫绍维奇脸上却只有忧郁，没有后悔，因为他指挥的是独立工兵营，与团长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他们两人的部属们的表情也大致可以如此区分开来。

别列兹金用很不高兴的声调继续说：

“你们那五公斤梭鲈鱼在什么地方，莫夫绍维奇同志，这件事全师都知道了。”

莫夫绍维奇依旧带着忧郁的表情说：

“炊事员，把鱼拿出来给团长看看。”

炊事员是惟一在执行自己的直接职责的人。他直来直去地说：“大尉同志吩咐照犹太人的方法做夹馅儿鱼；有辣椒、桂皮，可是没有白面包，也没有生姜。”

“嗯，明白了，”别列兹金说，“我在博布鲁伊斯克吃过一个叫萨拉。阿罗诺夫娜的女人做的夹馅儿鱼。说实话，我不特别喜欢。”

地下室里的人们突然明白，团长甚至根本没想到要生气。

别列兹金仿佛知道波丘法罗夫夜间击退了德国人的进攻，知道他接近早晨的时候被埋在泥土里，多亏了那个播放《中国小夜曲》的通信员把他从泥土里刨出来；当时通信员大声喊道，请放心，大尉同志，我来救你……”

他仿佛知道，莫夫绍维奇同工兵们一起爬过一条受敌人坦克威胁的小巷，用泥土和碎砖掩埋了纵横交错的反坦克地雷……

这些年轻的官兵们为他们迎来一个新的早晨，为他们能够再次举起白铁杯子祝酒，能够嚼酸白菜、抽烟而感到高兴……

其实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地下室的主人们在上级指挥员面前站了一分钟，然后请他同他们共进早餐。他们愉快地望着团长津津有味地嚼着酸白菜。

别列兹金常常把斯大林格勒会战同去年的战役相比。他去年参加过不少战役。他明白，他之所以能够经受住这样的紧张，仅仅是因为他自身的冷静。在那些似乎人们只能感觉到绝望、恐惧和疲倦的日子里，在那种艰难困苦的时刻，红军战士可以喝汤，可以修鞋，可以谈论老婆，谈论拙劣的和优秀的长官，可以制作汤匙。他看见，那些不具备坚定的思想信念的人好久也没有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不管他们在战斗中如何不顾一切，如何狂妄。在别列兹金看来，怯战、贪生怕死是一种暂时的心理状态，像一个人患了感冒一样，可以治愈。

什么叫勇敢或胆怯呢，他心里一直不大清楚。战争爆发不久，有一次上级首长责骂他贪生怕死，因为他自作主张，把他的团从德寇炮火下撤了下来。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前不久，为了使他们不致于白白挨德寇流氓迫击炮手的射击，他命令一位营长把部队撤往高地背后的斜坡。师长曾为这件事指责他：“这是怎么回事！别列兹金同志，我听说您是一位勇敢沉着的人。”

别列兹金一言不发，叹了一口气，大概那些说他好话的人把他看错了。

波丘法罗夫一头鲜红的头发，生一双炯炯有神的蔚蓝色眼睛，他好容易才克制住忽然哈哈大笑、忽然怒气冲冲的习惯。莫夫绍维奇是个瘦子，一张长脸上布满雀斑，乌黑的头发上带有些许白发。他用嘶哑的嗓子回答了别列兹金的问题，然后掏出一个小本子，开始画他提出的在受敌坦克威胁的地段布雷的新方案。

“撕下这张草图给我留作纪念吧。”别列兹金说着在桌上俯下身来，低声说，“师长叫我去了一趟。根据集团军侦察处的情报，德国人正在从城区抽调部队，集中力量对付我们。坦克很多。明白吗？”

近处传来爆炸声，地下室的墙壁颤抖了一下，别列兹金仔细听了听，然后微微一笑。

“你们这里很安静。在我那条峡谷里，肯定有两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