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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俺打死了五个德国鬼子，用了四发迫击炮弹。”

“是啊，那还不及舒克林能耐，用一门炮击伤十四辆坦克。”

“他用一门炮打，那是因为他连里只剩一门炮啦。”

“他往德国人的酒糟堆里开炮。”美男子布拉托夫说，并且脸红起来。

“俺把它当做普通掩蔽部哩。”

“是啊，当做掩蔽部了，”巴秋克说，“今天有发迫击炮弹把门给轰了下来。”说着朝别兹季季科转过身子，用乌克兰语责备道：“我说，巴兹季季科你这个狗崽子，你干什么吃的，是我教你打得那么没准头的吗？”

最腼腆的瞄准手曼茹拉拿起一张馅饼，轻声说：“面和得好极了，中校同志。”

巴秋克用步枪子弹敲着杯子说：

“怎么回事，同志们，严肃点。”

这是类似在工厂和田间宿营地里召开的一次生产会议。但坐在这里的不是织布工，不是面包师，不是裁缝师傅，人们谈的也不是面包和脱粒。

布拉托夫讲述，他发现一个德国人搂着女人在路上走。他强迫他们趴在地上，在打死德国人之前，让他们从地上爬起来三次，然后又强迫他们趴下，打出一梭子弹，在离德国人腿部二三厘米远的地方扬起一股尘土。

“当他俯身站在她上面时，我打死了他，让他们十字交叉躺在路上。”

布拉托夫讲得有气无力，但他的讲述令人震惊，这在士兵的交谈中从未有过。

“行了，布拉托夫，别信口胡诌了。”扎伊采夫打断他说。

“我信口胡诌？”布拉托夫不解地说今天我的总数为七十八个。政委同志不容许撒谎，瞧，这是他的签字。”

克雷莫夫想插话说，要知道在被布拉托夫打死的德国人中间可能就有工人、革命者、国际主义者……这点必须牢记，否则便会变成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但克雷莫夫没吱声。这种想法对战争来说是不需要的，它不能鼓舞士气，而只能从思想上解除武装。

发音不清、头发灰白的索洛德金讲他昨天怎样打死八个德国兵。然后补充说：“就是说，俺是个取人性命的农庄庄员，法西斯分子在我们村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俺自己也流过血，受过三次伤，于是俺就由一个农庄庄员变成了狙击手。”

郁郁不欢的托卡廖夫解释如何更好地在德国人去打水和上厨房的路边选择狙击地点，并且顺便说：“老婆写信说，许多在莫扎伊城下被捕的人给打死了，他们也杀死了我儿子，因为我把他叫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哈利莫夫激动地说：

“我从来不匆忙行事，如果把我惹急了，我就开枪。我来到前线，我的朋友是古罗夫中士，我教他乌兹别克语，他教我俄语。他被德国人打死后，我干掉了十二个德国佬。我从一名军官身上摘下望远镜，挂在自己脖子上说：您的命令完成了，政治指导员同士”

心〇

狙击手们这些创造性的汇报毕竟让人感到可怕。克雷莫夫这辈子一直嘲笑知识分子的软弱无能，嘲笑为在集体化时期遭受苦难的富农分子唉声叹气的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和斯特拉姆。他对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说起1937年的事件：“算了吧，消灭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人杀自己人。”

就是现在他还想说，他始终毫不动摇地准备消灭白匪军的恶棍们，消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帮败类，消灭那些富农分子。他想说，他从来不会对革命的敌人抱有任何怜悯和同情，但当人们把德国的工人同法西斯分子一起打死时，他高兴不起来。狙击手们的交谈毕竟让他感到可怕，尽管他们知道，他们完成自己的任务是为了什么。

中L伊采夫开始讲述自己在马马耶夫岗旁同一名德国狙击手所进行的长时间的较量。德国人知道，扎伊采夫在盯着自己，而他也在盯着扎伊采夫。他们两人势均力敌，谁也无法摆布谁。

“这天他撂倒了我们三个人，而我守在活动小屋里，一枪没发。他打了最后一枪，射得非常准，一个战士倒下，侧卧着，伸开手臂。这时从他们那边走来一个带公文包的士兵，我守着，望着……他知道，有个狙击手守在那里，会朝那个士兵开枪，把他打死的。这点我心里也很清楚，他准保会乘此机会挪动一下的。我知道，那个被他打死的战士他没看清，很想看上一眼。静极了。又一个德国人提着桶跑了过去，我还是沉默着。又过了十六分钟，他开始欠起身子，站了起来。我一下#挺直了身子……”

重新体验着这场经历的扎伊采夫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在他脸上偶尔显露一下的那种特别刚毅的表情，此刻变成他惟一的、主要的表情。他已经不是那个温厚的阔鼻子小伙，在他那鼓得大大的鼻孔里，在那宽宽的前额上，在那可怕的、充满必胜信念的眼睛里有着某种狮子般强大的、预示不祥的东西。

“他知道是我，也看清了我。于是我开了枪。”

一瞬间寂静无声。也许静得如同昨天响起短暂枪声后那样，仿佛又听到人的身体倒下时的响声。巴秋克突然朝克雷莫夫扭过脸问：“怎么样，感兴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