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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手操起刀子，大声叫喊，那尖叫声就跟公马一般！”

有一次外婆带达维德给图书馆女管理员穆夏。鲍里索夫娜送去一罐酸奶油……她的房间很小。桌上放着只小碗，墙上钉着块小搁板，上面放着几本小书，小床上方挂着张小照片。相片上照的是妈妈和包着襁褓的达维德。达维德打量相片时，穆夏。鲍里索夫娜红着脸说：“我同你妈妈是同桌同学。”

他给她大声朗读蜻蜓和蚂蚁的寓言，她也轻声给他念了一首诗的起首：“萨沙为森林被伐而哭泣……”

早晨院子里嚷嚷起来：所罗门。斯列波伊夏天做的那件撒上萘的皮大衣昨晚给偷走了。

当外婆得知斯列波伊的皮大衣丢了，便说：

“谢天谢地，这个强盗总算得到了惩罚。”

达维德知道，斯列波伊是个告密者，没收外币和金卢布那阵，他出卖了很多人。1937年他又出卖了不少人。他出卖的人当中，有两个被枪毙，一个死在监狱医院里。

夜晚可怕的沙沙声，无辜者的鲜血，小鸟的啾啼，乱成了一锅滚烫的稀粥。达维德要等许多年后才能理解它，但是他日夜用自己幼小的心灵感觉到了它那烫人的诱惑和恐怖。

五十

为了屠宰受疫牲口而实行的预备措施是运输，在屠宰场集中，对屠宰工进行指导，挖堑壕和土坑。

居民们或是帮助当局把受疫牲口运到屠宰场，或是帮助抓住四散奔逃的牲口。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对牛犊和母牛的憎恨，而是出于一种自我保全感。

在对人进行大屠杀时，居民们同样没有对必须加以消灭的老人、孩子和妇女产生极度的憎恨。因此，大屠杀运动必须按特殊方法进行准备。这时居民们光有自我保护意识是远远不够的，这时必须煽起他们身上极度厌恶、极度憎恨的情绪。

消灭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犹太人正是在这样极度厌恶和憎恨的气氛中准备和实行的^斯大林曾在这块土地上动员和激起群众的愤怒，推行了一场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的运动，推行了一场消灭托洛茨基-布哈林败类和破坏者的运动。

经验表明，大部分居民在这些运动中对当局的所有命令变得像施催眠术似的顺从。大量居民中有小部分人制造了运动的氛围。他们是一些嗜血成性、兴高采烈、幸灾乐祸的人，是只对报私仇、算老账、掠夺财物和住房、找空缺感兴趣的思想上的白痴。大部分人心底里对大屠杀十分恐惧，他们不仅对亲属，而且对本人隐藏起自己的内心状态。这些人挤满了正在召开肃反运动会议的大厅，不管这些会议多频繁，不管这些大厅多宽敞，几乎没有这样的情况，会有谁出来破坏全体一致默然通过的表决。当然更少有这样的情况，当一个人见到有疯狗嫌疑的人时会不把自己的目光从他那哀求的目光下移开，反而把这个狗崽子收留到自己有妻室儿女的家里。但这样的事毕竟还是有的。

二十世纪上半期将以一个伟大科学发现的时代、革命的时代、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为标志。

但是，20世纪上半期也将作为一个以社会和种族理论为基础的、普遍消灭犹太居民各阶层的时代，进入人类历史。当代现实以不难理解的谦逊对此保持着沉默。

这个时期暴露出的人的本性最为令人吃惊的特点之一便是顺从。竟然有这样的情况，人们在刑场前排起一列列长队，而且牺牲者秩序井然地自动调度着队伍的运动。竟然有这样的情况，人们忍受着长时间的酷暑，从清晨直至深夜等待着处死，知道这一情况的母亲们还预先为孩子们带着饮水和面包。千百万无辜的人们感到逮捕的临近，事先打点好装有内衣毛巾的小包，事先同亲人们作好了告别。千百万人生活在不仅是他们自己建造，而且是他们自己守卫过的巨大的集中营里。

已经不是一万，而且甚至不是千万，而是无数的人曾是杀害无辜的驯顺的目击者。但当他们亲自下令或举手通过杀害无辜的时候，当他们人声鼎沸地表示赞同大屠杀的时候，他们便不光是驯顺的目击者。在人们这种巨大的顺从中揭示出某种出乎意料的东当然有过反抗，有过必遭杀害者的勇敢和顽强，有过起义，有过自我牺牲。为了拯救一个疏远的、不熟悉的人，另一个人也曾拿自己的生命和全家的生命冒过险。但毕竟群众性的顺从是不容置辩的！

它说明了什么？说明这是人的本性中突然发生和出现的新特征？不，这种顺从说明影响人们的新的恐怖力量。极权主义社会体制的超暴力是有能力使全大陆人精神麻痹的。

为法西斯主义效劳的人宣称使人遭殃、灭亡的奴性是惟一的真正的善。出卖灵魂的叛徒们，一面不否定人道的感情，一面宣称法西斯主义所犯的罪行是人道的最高形式，同意把人分为纯种的、高贵的和非纯种的、劣等的。自我保全的贪欲就表现在求生本能和良心的妥协中。

借助人的求生本能，产生了富有催眠力的举世闻名的思想。这种思想号召为了达到最伟大的目的，为了祖国未来的强盛，为了人类、民族、阶级的幸福和世界的进步，不惜作出任何牺牲和采取任何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