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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大衣。一瞬间她感到奇怪，这样一幅情景对她来说已经丝毫不令人吃惊。她知道，对着墙上缺口的那几挺机枪是杰格佳廖夫式轻机枪。她知道，在缴获的“瓦尔德”式手枪的弹夹里装着八发子弹，“瓦尔德”杀伤力很强，但准头差。她知道，堆在角落里的军大衣是那些被打死的人的，并且知道这些人埋得并不深，因为有一股焦糊味同另一种她开始习惯的气味混合在一起。昨晚交给她的那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同她在科特卢巴尼使用过的那台机器很相似，同样的接收机刻度，同样的转换开关。她记起，她如何在草原上盯着安培表上落满尘土的玻璃，整理从船形帽里露出的头发。

谁也不同她说话，好像楼房那剧烈的可怕生活同她毫无关系似的。

但当那个她从人们的交谈中了解到是个迫击炮手的花白头发的人用脏话骂人时，格列科夫说：“大爷，这是怎么回事？这里有我们的姑娘。得规矩点。”

卡佳瑟缩起来，不是由于老头的骂人话，而是因为格列科夫的目光。

她感到，虽然大家都没有同她说话，楼房里却由于她的到来而显得骚动不安。她觉得，似乎她的皮肤都感觉到了出现在她四周的紧张气氛。甚至当俯冲轰炸机呼号起来，炸弹就在近处爆炸，砖头的碎块开始发出碰撞声时，这种紧张气氛还在继续。

她毕竟稍许习惯了轰炸和弹片的呼啸声，并不显得那么惊慌失措。可是当她感到男人们那令人难堪的专注的目光正盯着自己的时候，原先曾经出现过的感觉重新使她不知所措。

昨天傍晚，通信兵姑娘们就怜惜地对她说：

“哦，到那边简直让你可怕死了！”

夜晚，通信员把她领到团部。那里已经明显感到敌人的临近和生命的脆弱。人们一个个显得那么的不坚韧，他们刚才还在吃东西，一会儿就不在人世了。

团长难过地摇摇头说：

“难道可以把孩子们派去打仗吗？”

然后他说：

“别害怕，亲爱的，如果有什么不该发生的事，直接通过无线电报话机向我报告。”

他说这番话时声音是那么的和善和亲切，使卡佳好不容易才忍住泪水。

然后另一个通信员把她领到营部。那里正在放留声机，红头发的营长请卡佳喝酒，请她随着唱片里的《中国小夜曲》和他一起跳舞。

在营里，卡佳感到特别可怕，并且想，营长酗酒不是为了取乐，而是想减轻无法忍受的恐怖不安，忘记自己玻璃似的脆弱。

而现在她坐在孤褛的砖堆上，不知为什么并没有感到恐惧，却想着自己战前童话般美好的生活。

被围楼房里的人特别坚定有力，正是他们这种自信使她平静下来。著名医生、轧钢车间吃苦耐劳的工人、裁剪贵重呢子的剪裁师、消防队员、在黑板前讲课的老教师们，都具有这种令人敬佩的自信心。

战前，卡佳觉得她应该经受苦难的生活。她曾把乘坐公共汽车的女友或熟人都视为挥霍者。从低级餐馆里出来的人在她眼里都是些特殊人物。有时，她跟随那些从地铁“达里亚尔”或是“捷列克”站拥出的人群，留心听他们的谈话。从学校一回到家，她便激动地对母亲说：“你知道吗，今天出了什么事，一个女孩请我喝了果汁汽水，是天然果汁，有股真正的黑穗醋栗味！”

她们靠母亲四百卢布的薪水过日子，再扣除所得税和文化税，扣除公债，所余的这些钱她们是很难安排收支计划的。新鲜东西她们不买，旧衣服缝缝补补，打扫住宅公用地方的扫院子女工玛鲁夏的报酬她们不分摊，只要轮到该她们打扫的日子，她们就自己动手。卡佳擦地板，倒脏桶。牛奶她们不从卖牛奶女人那里买，而到排着长队的国营商店去买。但这样她们一个月也只能节省六个卢布。当国营商店没有牛奶时，卡佳的母亲就晚上去市场，那里卖牛奶女人急着收摊，牛奶价钱比白天便宜些，不过也几乎同国营商店一个价。她们从不乘公共汽车，这实在太贵。如果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她们就乘电车。卡佳从不上理发店，都是妈妈给她剪头发。她们当然自己洗衣服。她们点盏很暗的小灯，只比公用地方点的灯稍许亮一点。她们三天准备一次午饭。午饭无非是汤，有时是加素油的粥。有一次卡佳吃了三盘汤后说：“瞧，今天我们这顿饭有三道菜。”

母亲从不提及父亲在的时候他们的生活，而卡佳已经记不起这些事情了。有时只有母亲的女友薇拉。德米特里耶夫娜看到母女俩在准备午饭，便说：“是啊，我们曾经也过过好日子。”

可是妈妈一生气，薇拉。德米特里耶夫娜就不再多说那时卡佳和母亲是怎样过好日子的。I有次，卡佳在柜子里找到一张父亲的相片。她头一次在相片上见到他的脸，立刻好像有人在悄悄告诉她，这是父亲Q相片背面写着：“赠莉达，我来自贫瘠的亚速尔群岛上的小屋，我们心相爱，并默默地死去。”她什么也没对母亲说，但放学回家，她就掏出相片，久久望着父亲那对同她一样忧郁的黑眼睛。

有天她问：

“爸爸现在在哪儿？”

母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