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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给他写信吧。”护理员马鲁夏拥抱了我，低声哭着对我说：“天哪，我的天哪，您将来怎么办呢，你们这些人将来怎么过呢？”特卡乔夫医生握了握我的手。有人同情我，有人幸灾乐祸，我不知道是幸灾乐祸令人难过呢，还是人们打量奄奄一息的癩猶时的怜悯目光更令人难过。我料想不到这一切会落到我的头上。

有许多人使我感到吃惊。不仅仅是那些愚昧无知、生性凶狠、没有知识的人，就连那个老教师也不例外。他已经75岁了，领了退休金，他经常打听你的情况，叫我向你问好，一谈到你就说：“他是我们的骄傲。”可是在这些倒楣的日子里，他遇上我也不打招呼了，扭头就走，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在警备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说：“这下空气变清新了，不再有大蒜味了。”他真不该说这话，这句话玷污了他的身份。在那次会议上，散布了多少诽谤犹太人的言论……当然了，维佳，不是所有人都出席了那次会议。许多人拒绝参加。你要知道，据我所知，自沙皇时代以来，反犹太人运动是与“米哈伊尔天使长同盟的人们盲目排外的爱国主义有联系的。现在我看得很清楚，那些高喊驱逐犹太人，拯救俄国的人，在德国人面前低三下四，奴颜婢膝，为了一点微小的利益随时准备出卖俄国。住在郊区的一些无赖开始抢占房子，抢掠被褥和衣服；当年霍乱病人闹事，有些人亲手杀死医生，大概就是这样的。有些人精神空虚，不敢主持正义，他们对坏人坏事唯唯诺诺，惟恐违背了当局的意愿，引起他们的怀疑。

不断有一些熟人跑到我家来传递新闻，他们的眼睛里充满着疯狂的神色，仿佛神经错乱了，在说胡话。出现了一个古怪的说法：“把所有的东西都藏起来。”似乎藏在邻居家里可靠些。我觉得让我们藏东西是个骗局。

不久就公布了迁移犹太人的命令，随身携带的行李不得超过十五公斤。不少楼房的墙壁上张贴着黄色的告示：“所有住户必须在1941年7月15日傍晚六点钟以前移往老城区。”不愿搬迁者统统枪毙。

就这样，亲爱的维佳，我也打点好了行装。我随身带了一个枕头，几件衣服，还有你过去送给我的那只小茶碗，一只汤匙，一把餐刀，两只碟子。一个人能需要多少东西呢？我带了一些医疗器具。又带了你的来信，已故的妈妈和达维德舅舅的照片，还有你和爸爸合照的那张照片，一本普希金选集，一部都德的《磨坊书简》，一部莫泊桑的《一生》，一本小字典，带了一本收入《没有意思的故事》和《黑衣教士》的契诃夫选集，就这样，我把自己的小提篮塞得满满的。在这座住所里，我给你写过多少信，夜间我哭过多少回啊，现在我要向你谈谈我的孤独。

告别了房屋和小花园，我在一棵树下坐了几分钟，然后同邻居们道了别。有些人做事怪得很。两位女邻居当着我的面争吵起来，为的是谁要我的椅子，谁要我的小写字台。然而我同她们道别的时候，她们两人都哭了。我请求邻居巴桑尼科夫妇，等战争结束了，你回来打听我的情况时，让他们讲得详细一些，他们答应我了。那条看院子的小狗托毕克使我深为感动，最后一个晚上它对我特别亲热。

你要是回来了，一定要好好喂喂它，为了它对一个年迈的犹太人的友好态度。

我打点好行装准备上路的时候，心里又发起愁来，我实在没有力气带着提篮走到老城区。这时我的一位患者意外地出现在我面前，他一向神色忧郁，我觉得他是个缺少同情心的人。他动手帮我提行李，还给了我300卢布，对我说，他以后每周给我送一次面包，叫我在围墙边等他。他在一家印刷厂工作，由于眼睛有病没有让他去前线。在战前他曾找我看过病，假如让我列举一些富有同情心、心地纯洁的人，我可以列举十个人的名字，但不会提到他。你要知道，维佳，他来了之后，我又感觉自己是个人了，可见不仅仅是看院子的狗可以对我报以同情。

他对我说，在本市的印刷厂里，正在印一份命令：禁止犹太人在人行道上行走，犹太人必须在胸前佩戴一个用黄布做的六角星；犹太人无权坐公共交通工具，无权上澡堂，无权上诊所看病，无权进电影院；禁止他们购买黄油、鸡蛋、牛奶、浆果、白面包、肉食，以及除土豆以外的各种蔬菜。只有在晚上六点钟以后，农民们离开集市的时候，才允许他们到集市上去买东西。老城区的四周要围上带刺的铁丝网，任何人不得走出铁丝网以外，被强迫做工的人在哨兵押送下方可出城。在俄罗斯人的家里发现犹太人就枪毙主人，以窝藏游击队员论处。

舒金的岳父是个上了年纪的农民，从邻近的楚德诺沃小镇来到此地。他亲眼看见当地的犹太人提着包袱和皮箱，全部被赶进森林，在整整一天的时间里，森林里不断传来枪声和惨叫声，没有一个人生还。住在他岳父家里的德国人晚上很晚才回来，喝得醉醺醺的，又接着喝到天明。他们喝酒，唱歌，当着老头的面分胸针、戒指、手镯。我不知道，这是偶然的胡作非为，还是等待着我们的命运的前兆？

亲爱的孩子，我去往极端落后的犹太人隔离区的时候，一路上的景象凄惨极了。我走在我曾经在那里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