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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可以说是同时起步，一个经高尔基点拨，一个由编辑加工润色，但格罗斯曼刚刚起步，奥氏已经在飞跃了。

格罗斯曼急起直追，一连发表了几部短篇小说集《幸福》（一九三五）、《四天》（—九三六）、《短篇集》（一九三七）和中篇《厨娘》（一九三七），可依然是名文坛小卒。四卷集长篇小说《斯捷潘。科尔丘金》（一九三七一一九四0）才使他一举成名，脐身文坛。作品描写青年工人斯捷潘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过程。但这种题材和手法一般的作品，当时在苏联多如牛毛，算不得上品。

卫国战争期间，格罗斯曼作为《红星报》军事记者一直活跃于前线，写作了《主突方向》、《特雷布林的地狱》等名篇。中篇《人民是不朽的》一九四二年发表在《红星报》上，成为苏联战争文学的经典作品。从卫国战争期间到战后初期，苏联作家创作了大量作品，讴歌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精神。这些作品无疑给在战争中殊死搏斗、保卫祖国和战后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的苏联军民，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包括《人民是不朽的》在内，这一时期战争文学的最大特点，悬对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英雄主义的张扬，充满万众一心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坚定信念和阳刚之气。这既体现了面对灭绝人性的凶恶敌人和国破家亡的严峻局面，文学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政治、军事、社会复杂背景下文艺政策所使然。谁也不会在这种时候去写什么离经叛道的作品，只有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毛头小伙，才会不知深浅从前线给友人写信，暗骂斯大林，使自己受那缧绁之苦。

一九四三年，格罗斯曼开始构思并创作描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长篇两部曲，第一部《为了正义的事业》于一九五二年在《新世界》第四期上发表，历时九年。这时世事发生了许多变化，战争文学亦不例外。如果说，四十至五十年代初的战争文学，单凭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便能满足浴血奋战、获得解放并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大众感情自喷和时代需要的话，那么此时的读者开始了对战争的反思，他们要求了解战争的真实，人民所受苦难的真实，人们心灵所受创伤的真实。亦就是说，要求作家讲真话，写真实。因为惟有在真实平凡的事物当中，才能发现深邃的哲理。因为他们活着过来了，不是由于有太多的欢乐，而是因为有许多苦难，这些苦难在他们的挣扎下，都过去了，且从记忆中升华，成为面对未来的泰然和期盼。

九年磨一剑的格罗斯曼，敏锐地感受到了读者的这种心态和需要，在《为了正义的事业》中，展示了惊心动魄的斯大林格勒车站防御战，一个营的战士血战到最后一人，无人动摇、退却和生还作品还描写希特勒空军对斯大林格勒疯狂的八月轰炸和保卫城市的红军战士、工人民兵、全体居民的坚韧不拔和悲惨命运。作品一经发表，立刻受到好评和赞赏。同年七月乌克兰诗人巴让去信，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创作了这样一部富有人性的、深邃的、不说恭维话的作品。一九五三年初，一位列宁格勒读者给他写信说，最近十年没有一部作品能像《为了正义的事业》那样深深打动她的心。但对他的批判亦接踵而至，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三日，评论家布宾诺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小说“除了几个章节外，完全是失败的”，“苏维埃人的形象在长篇中是苍白的、顺从的、没有特色的”、“作者力图证明，是平凡的人们建树了不朽的功勋”，“缺乏对这次胜利的组织者党的评价”。

同年三月，斯大林逝世后的第十九天，苏作协理事会举行会议，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在题为《作家协会工作的某些问题》的报告中，严厉批评格罗斯曼的《为了正义的事业》宣扬“善恶循环的反动唯心主义哲学”和“无冲突论’一九五四年，作品出书时，格罗斯曼不得不作了大量修改。但依旧难逃厄运。一九五六年以后，他的作品不准出版和再版，一个并非十分响当当的作家，从此淡出江湖，要不是政治上的机遇，也许，他真的便会永远销声匿迹，在文坛上消失。

三

苏联的文化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传扬一些人的声誉，哪怕他的作品虚假苍白得令人咋舌；另一方面它把一些作家视为异类，打入另册，贬损他，批判他。摇旗呐喊式的传扬和狂风暴雨般的贬损，都源于一个时期的文艺政策和某些人卑劣狡黠、颂上媚俗的心态，与正常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而北辙。遭此劫难的岂止格罗斯曼一人，而且他既不愿意从此搁笔、停止创作，又不愿改弦更张、随波逐流，等待他的就只能是更悲惨的结局。

四年的残酷战争，母亲及亲属战争中的悲惨命运，战后辛勤笔耕却遭贬损封杀，对一个文化人来说，是最痛苦的了，格罗斯曼陷入精神上深深的孤独无靠之中。但亦正是这难言的孤寂，使他彻底洗涤人生的喧闹与浮名，去与长眠地下的亲人和战友对话，探寻真理，探寻历史、战争、生存和命运中深层次的蕴藉。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对个人迷信的揭露，使苏联开始“解冻”气候，亦使格罗斯曼那颗冰冷孤寂的心充满希望和新的活力，并产生再次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