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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重新形成的历史哲学观点的决心。因此，他着手创作的《生存与命运》，虽然是两部曲的第二部，虽然作品的情节线索依然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主线，虽然《为了正义的事业》的主人公除了为国捐躯者，不少人物仍在小说世界中继续生活和战斗，受着生存与命运的煎熬和拨弄，但作品无论从构思、观念、手法到整体的思想艺术水平，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完成了一次飞跃，达到了新的高度。如果说，作家在《为了正义的事业中》所要表达的最高思想，是为正义而战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那么在《生存与命运》中一切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深邃得多。作家已经不是单纯地描写历史事件，描写各种各样主人公的生活和命运，而是用自己的思想之光，用自己对社会、战争、民族、人类命运的独特见解之光，贯穿于对现实生活和人的生存与命运的根本现象的叙述之中。

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一年，格罗斯曼在孤独苦寂中，又花费八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七十余万字的巨著。四周万籁倶寂，身边除了厚厚一堆倾注了他全部才华和心血的文稿，连个朋友也没有。他轻轻吁了口气，苦涩地摇了摇头，闭上了疲惫的双眸。他不知道，明天到编辑部，他的《生存与命运》将会是个什么样的命运，他更没有想到，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部日后将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经典之作，他从真正意义上完成了一次伤痕累累的文化突围。

第二天，他惴惴不安地来到《旗》杂志编辑部，把沉甸甸的手稿交给接待他的编辑，接着便是战战兢兢的等待。但他何曾料到，即使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即使是在许多“出格”作品纷纷破土而出的“解冻”气候条件下，编辑部的编辑、主编们，读了他的《生存与命运》，还是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唯恐受到牵连和指控，急忙将全部手稿交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令苏联人谈虎色变的克格勃。格罗斯曼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克格勃官员的搜查，所有与书稿有关的东西，甚至包括打字纸和打字色带均被收缴，他的书也再次被禁。

格罗斯曼又一次惊呆了，他的心再次颤栗不已，平日里才华横溢、文辞滔滔的大作家，面对陌生而权重的政府系统，变得笨拙而毫无防护能力，无法调动他的言辞，作像样的辩驳。直至后来我们才得知，格罗斯曼一病不起，他在病中给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哆哆嗦嗦写了一封信，试图拿点儿正当理由顶顶嘴：为何要对我这部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能满足苏维埃人精神需求的书，要对我这部没有谎言和诬蔑，只有真理、痛苦和对人们的爱的书加以禁止？为何要对我这部书稿采取行政暴力手段加以没收，并将它当做一个杀人犯那样予以关押？……倘若我这部书满纸谎言，那就让想读到它的人们，让我三十年来为之创作的苏联读者来作出评判吧，让他们来说说在我的书中，有的是真理还是说言吧。但是，读者被剥夺了用世界上最严正的法庭（我指的是心灵的法庭，良心的法庭）来评判我和我的著作的可能性。过去和现在我都希望有这样一种法庭。

（苏《文学问題》一九八八年第十期，第二十八页）

上诉书似泥牛入海，格罗斯曼本应该想到的，但是他在《生存与命运》上实在浸淫了太多的心血，他对赫鲁晓夫实在抱有太大的希望。面壁八年，他在淡泊和灭寂中使自己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升华，亦使自己有了一份不理会别人颐指气使的勇气和从容，他甚至敢于在自己的书中指出，苏联人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抗击法西斯，并非为了斯大林，而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民族，为了战后能有更大的自由、更美好的生活。既然如此，那他还怕什么？在苏联，在俄罗斯，有许多文人绝不怕为真理、为百姓而捐躯，但他们却怕出不了书。格罗斯曼未遭逮捕，他也不怕逮捕，却在诚惶诚恐、揪心地等待赫鲁晓夫的批复中度曰如年。一九六四年，他因癌症在莫斯科溘然长逝，留下了遭禁的作品和永久的遗恨。

亦有消息说，格罗斯曼生前已经得知他作品的命运。据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八十年代的回忆录透露，赫鲁晓夫当时要么没有阅过格罗斯曼的来信，要么没有弄清它的实质，总之，没有给格氏回信。但他透露，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曾接见过格罗斯曼，并声称：“别再想那部长篇小说，二百年后也许可能出版它。”

另据苏《文学报》一九八八年七月六日报道，著名作家巴克拉诺夫在第十九届全苏党代会上的发言透露，苏斯洛夫曾表示，《生存与命运》“这部长篇小说二百年后也不可能出版”。两人的说法不完全相同，但意思是明确的，即一位掌握生杀大权的重要官员实际上宣判了作品的无期徒刑。不过历史给苏斯洛夫开了个极大的玩笑，《生存与命运》不是二百年，而是不到二十年，便于一九八〇年在瑞士出版了它的俄文本。一九八二年苏斯洛夫本人未能摆脱自然规律，撒手人寰。一九八四年作品被译成德文，一九八六年英文版在美国发行，所到之处，都引起轰动和强烈反响。英文版译者罗伯特。钱德纳在“前言”中称，“这是本世纪真正的《战争与和平》。”沃尔夫。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