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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日的《明镜周刊》上撰文说，“作品令人感动”，格罗斯曼“那种无畏的勇敢精神值得钦佩”。罗德纳。欣利在《纽约时报图书评论》（一九八六年三月九曰）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生存与命运》的成功在于作家对“重大主题的高度严肃性和他那令人信服的对历史、道德和政治的思考”。

一九八八年，《生存与命运》漂泊二十余年之后终于回到了它的祖国，同苏联读者见面。作品刚在《十月》杂志第一期上刊出第一部分，就引起轰动和读者的强烈兴趣，人们迫不及待地等待刊登它的下一期杂志。作品共分四期连载，每期印数近三十万册，均不到两天便被抢购一空，买不到杂志者只得用复印机或手抄，真可谓“洛阳纸贵，万流景仰”了。读者纷纷给报刊写信，赞誉这部令人“潸然泪下”又“激动万分”的巨著，称它是这些年来读到的“最为出色的作品”。图拉市一位领退休金的老者给《文学报》去信说：“我记得，当时我怎样读完了格罗斯曼的长篇《为了正义的事业》，怎样等待着它的续篇……幸运的是，我等到了，可令人痛苦的是，为此竟需要三十余年的时间。”（《文学报》一九八八年第九期）

一场政治漩涡使格罗斯曼沉入了海底，戈尔巴乔夫的一场不成功的政治改革又使他浮上水面。这亦应了一句老话：是珍珠终将放出光彩。历史是公正的，真正的艺术是埋没不了的。

四

生前冷落，死备哀荣，对笔耕终身孜孜以求真理和理想的文学家来说，这种截然相反大起大落的矛盾命运在苏联原亦并不罕见。倒是文艺学界和评论界对《生存与命运》的评价之高，令人刮目。不妨引鲍恰罗夫与阿纳尼耶夫的两段评论。鲍恰罗夫一九二二年生，莫斯科大学教授，著述甚丰，有关于苏联文学的研究和评论专著近二十部，一九七三年更因一部《人与战争。战后军事散文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名闻遐迩。此次他为《生存与命运》撰写了几万字的后记，将长篇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他说：我们的评论家们经常叹息，哪儿有类似《战争与和平》的、描写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战争的史诗作品？

《生存与命运》以及它那强有力的历史哲学观点，就是这种规模的作品。

（《十月》一九八八年第一期第一二九页）

阿纳尼耶夫1925年生，著名战争题材作家，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十月》杂志主编，他撰文道：格罗斯曼是我们时代的伟大作家，《生存与命运》是苏联文学的经典之作。

（《文学报》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四曰）

可见，对格罗斯曼和他的作品《生存与命运》之评价异乎寻常的高。当然，这里所引只是几段结论性的意见，评论家们自有他们对作品的详细阐述，无须笔者赘述。

当年，初读《生存与命运》，我就曾被作者大胆的思想、犀利的笔触、主人公们催人泪下的悲惨命运和作品史诗般的规模所震撼。作为一位研究苏联文学现状的学者，我曾读过大量新出版的，甚或“回归”的苏联文学作品，确实，没有一部作品能如《生存与命运》那样具有如此强烈的震撼力，具有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史诗规模。激动之佘，促使我迫不及待欲将格氏的这部作品迻译过来，介绍给我国读者。但料想不到，由于某个环节上的疏漏，未能将本人在清样上对译文所作的详细校订予以勘正，以致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十年后，译林出版社购得此书的版权，并慷慨伸出扶掖之手，给了我一个“改正错讹”的机会。

同样，十年来风云际会的国际形势，尤其是苏联的解体和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获益匪浅，明白了许多道理，回过头来，再来重读《生存与命运》，那感受和体会，真所谓“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当年，作品之所以在它的本土苏联引起轰动和巨大反响，首先因为它是一部“禁书”，是一部被苏共领导人苏斯洛夫判处过“死刑”的作品。如今，斯人已逝，峨冠博带已零落成泥，他的名字亦早被忘诸脑后，但广大读者，就是要看看当年被他枪毙的这部书究竟写了些什么，会让他如此暴跳如雷。

这也许就是逆反心理。但是，读完全书他们才发现，原来书中充满强烈的反思意识，格罗斯曼对历史，对历史事件，对战争，对斯大林格勒战役，对千百万人的命运和造成他们悲惨命运的原由进行了深刻反思，大胆而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而这些见解和看法并不是作家在当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情况下才提出来的。于是乎，作家非同凡响的历史哲学观点，他那正直的作家良心和勇气，他完成作品后的不幸遭遇，都激发起读者对他的崇敬之情和对长篇的“狂热”兴趣。

实际上，光有这两条，还远远不够，它依旧可能如夜空中的焰火，五彩缤纷，轰动一时，随即烟消云散，无法光耀人间，在俄罗斯广袤大地上长存和平文明的火种。只有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样优秀的文艺作品，才能让历史成为一面镜子，才能让道德价值在文化中积淀，才能让人民产生凝聚去争取和平、追求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