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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气来，脸憋得发青。克利莫夫在急救车到来之前，用平嘴钳从学生的喉咙里取出了螺钉。

但有一天谢廖扎看到克利莫夫正在大喝缴获来的白酒，喝得面目吓人，觉得格列科夫在他面前此刻也会怕他三分。

孤楼里最邋遢的是巴特拉科夫中尉。他的皮靴从来不擦，走路时一只脚掌踢得啪啪响，红军战士们不用扭头，便知道是炮兵中尉过来了。然而中尉一天里要用麂皮十几次擦自己那副眼镜。眼镜不合他的视力。可巴特拉科夫老以为是爆炸的烟尘熏黑了他的眼镜片。克利莫夫好几次给他捎来从打死的德国人鼻梁上摘下的眼镜。可巴特拉科夫不走运，眼镜架挺好，但镜片不合适。

战前，巴特拉科夫在中等技术学校教数学，十分高傲，说起成绩差的学生那口气简直目空一切。

他给谢廖扎考过一次数学，使谢廖扎出尽洋相。楼里的居民们嘲笑沙波什尼科夫，威胁着让他留级。

有一天，德国空军进行空袭，当敌机像疯狂的锻工用重磅大锤往石块、泥土、钢铁上猛砸时，格列科夫看到巴特拉科夫坐在楼梯间残垣上，正在读一本什么小册子。

格列科夫说：

“不，德国人治不了他。对这种蠢货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孤楼居民对德国人所做的一切，不是恐惧，而是故作宽容的嘲笑。“嘿，德国鬼子还真卖力。”“看啊，看啊，这些流氓在搞什么名堂……”“真笨，他这是把炸弹往哪儿扔……”

巴特拉科夫与工兵排长安齐费罗夫关系最好，排长四十来岁，喜欢谈自己的慢性病，说他的溃疡和神经根炎在炮火下自己痊愈了，这在前线真是少有的现象。

但安齐费罗夫在斯大林格勒战斗最剧烈的地方继续受着许多疾病的折磨，它们好像在他那高大的身躯里扎下了根。德国“医生”对他也爱莫能助。

他胖胖的脸，谢顶的圆脑袋，一对圆睁睁的眼睛，当他在大火那令人惶恐不安的反光下，悠闲自得地同自己的工兵们喝茶时，看上去显得梦幻般离奇。他通常光脚坐着，因为鸡眼使他那只穿靴子的脚十分难受。他不爱穿军上衣，因为常感到热得慌。他从带蓝色小花的茶缸里呼噜呼噜喝热茶，不时用块大手帕擦他的秃头，喘口气，笑笑，又一个劲地猛喝。头缠绷带、神色忧郁的战士利亚霍夫不时用熏黑的大开水壶给他往缸子里添上滚烫的开水。有时，安齐费罗夫不套上靴子，不满地哼哼着，费力地爬上砖堆，看世间发生了什么事。他光脚站着，不穿军上衣，不戴船形帽，就像个站在农舍门檻上、注视着大暴雨中自己宅院旁家当的农民。

战前，他是工地主任。如今他那建筑工人的经验仿佛具有相反的意味。经常盘旋在他脑子里的是那些被毁的楼房、墙壁、地下室的楼板等问题。

巴特拉科夫同安齐费罗夫聊的主要内容是哲学问题。在由创造转向破坏的安齐费罗夫身上，出现了思考这一不平常转变的需要。

有时，他们的交谈从哲学高度（探讨人生的目的，星际世界是否存在苏维埃政权，男性的理性构造对女性的理性构造其优势是什么）转到普通的日常生活方面。

在这里，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中间，一切都是另一种样子，人们所需的智慧往往在邋遢马虎的巴特拉科夫一边。

“你信吗，万尼亚，”安齐费罗夫对巴特拉科夫说，“通过你，我幵始明白了些什么。从前，我以为我已经完全懂得了整个关系学。谁需要半公斤伏特加和下酒菜，谁需要新的汽车外胎，谁需要塞上一百卢布。”

巴特拉科夫果真认为，正是他和他那模糊不清的议论，而不是斯大林格勒使安齐费罗夫开始了新的人际关系，于是宽厚地回答说：“是啊，敬爱的，我们战前未能相见总的说来很遗憾。”

住在地下室里的是步兵，是那些打退德军猛攻，并随着格列科夫的尖叫声转入反冲击的人们。

率领步兵的是祖巴列夫少尉。战前他在音乐学院学过声乐。有时他夜间悄悄走近德国人占领的楼房，一会儿唱起《啊，春天的气息别把我唤醒》，一会儿又唱起连斯基咏叹调当大家问祖巴列夫，为何要登上砖堆冒生命危险引亢高歌时，他总是挥挥手。兴许，在这日夜散发尸体恶臭的地方，他不仅想向自己和自己的战友也想向敌人证明，强大的歼灭性力量永远无法战胜美好的生活。

不了解格列科夫、科洛梅伊采夫、波利亚科夫、克利莫夫、巴特拉科夫和留胡子的祖巴列夫，难道能生活得下去吗？

①即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里著名的咏叹调。《我爱你。奥尔珈》，表达了青年诗人连斯基对爱情的热烈追求。

对在知识分子家庭里长大的谢廖扎来说，常常强调普通工人是好人的祖母，她的道理如今显得十分正确。

但是，聪明的谢廖扎还是发现了祖母的一处错误——她毕竟认为普通人全都头脑简单。

在“6/1”号楼里，人们不是些普通的人。格列科夫的一席话使谢廖41大吃一十京：“人不能像绵羊那样领导，列宁多聪明，但他也不懂得这个道理。人们进行革命是为了人不再受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