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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真傻，

“那她丈夫在哪儿？”克雷莫夫问。

“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是个歼击机飞行员。”

克雷莫夫再也忍耐不住，问道：

“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怎么样了，她活着吗，在哪儿？”“活着，不是在古比雪夫，就是在喀山。”

他瞥一眼克雷莫夫，补充说：

“要知道这是最主要的，她活着！”

“是的，是的，这当然是最主要的。”克雷莫夫说。

但他并不知道，什么是最主要的。他只知道一点，内心的痛苦并没有消失。他知道凡是同叶尼娅有关的一切都是使他遭受痛苦的原因。无论是打听，她是否平安无事，一切如意，还是打听，她是否饱尝痛苦，历尽苦难，都同样让他不好受。

斯皮里多诺夫讲了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谢廖扎和柳德米拉的情况，克雷莫夫只是点头，小声嘟哝道：“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来吧，尼古拉，”斯皮里多诺夫说，“上我那里去，如今我没有别的家。只有这个家。”

油盏发出的光亮无法照亮整个地下室，单人床、柜子、器材、长颈玻璃瓶、面粉口袋都处在黑暗中。

人们靠墙坐在长凳上、床上、箱子上。闷浊的空气中响着嘈杂的说话声。

斯皮里多诺夫把酒精倒在玻璃杯、搪瓷杯和饭盒盖里。大家静下来，用异样的目光注视着他。这种目光深邃而严肃，里面没有惊慌不安，只有对正义的信念。

瞥一眼坐着的人们的脸庞，克雷莫夫想：

“要是格列科夫在这里就好了。也会给他斟上一杯的。”但格列科夫已经饮干分给他的那些酒。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必再喝了。

斯皮里多诺夫举起酒杯，克雷莫夫心想：“他要扫大伙的兴了，要像普里亚欣那样一本正经地发表演说了。”

但斯皮里多诺夫把酒杯在空中划了个8字形说：“好吧，伙计们，只得这么喝了。祝你们节日好。”

响起玻璃杯和搪瓷杯的碰撞声，人们饮过酒，哼哼着摇晃起脑袋。

各不相同的人们在这里相聚，战前国家把他们分开，各自东西。他们不可能坐在一张桌子旁，不会互相拍肩膀，不会说：“不，你听我对你说。”

地下室的上面是被炸毁的发电厂，大火在燃烧，可是在地下室里却出现了兄弟情谊，这种互相不动心眼的情谊多么美好，为它不惜献出生命。

夜间看门的白头发老头，唱起了革命前察里津的孩子们在法国人办的工厂里最喜欢唱的一支歌。

他扯起自己青年时代的嗓子唱着，声音尖细刺耳，因而变得陌生，连他自己听来也觉得吃惊，而大伙像是听到了哪个闲荡的人在唱歌。

另一个黑头发老头一本正经地皱起双眉，听着这支歌唱爱情和爱情痛苦的歌。

想必，听着这支歌人人变得心旷神怡，这神奇而又痛苦的时刻多么美好，此刻，它把厂长、战地面包房的驭手、守夜老头和警卫连在了一起，它把卡尔梅克人、俄罗斯人和格鲁吉亚人连在了一起。

守夜老头刚唱完这支情歌，黑头发老头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开始慢条斯理地唱起来，既嗓子不好，又五音不全：“我们要摒弃旧世界，与旧社会彻底决裂……”

中央派来的厂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摇头晃脑笑起来，斯皮里多诺夫也摇晃着脑袋笑了起来。

克雷莫夫冷笑着问斯皮里多诺夫：

“老头从前是个孟什维克吧，啊？”

斯皮里多诺夫对安德烈耶夫很了解，当然原本会把一切告诉克雷莫夫，但又怕尼古拉耶夫听见，于是一瞬间朴素的兄弟情谊便消失殆尽，他大喝一声，打断歌声：“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你唱得离谱啦！”

安德烈耶夫顿时默不作声地望着，然后说：

“我以为是对的哩。老糊涂啦。”

格鲁吉亚人警卫把一只磨破皮的手伸给克雷莫夫看。

“我把一个朋友刨了出来。沃罗比约夫。谢廖扎。”

他那双黑眼睛突然明亮起来，喘着气说，那样子就像在刺耳地大叫：“我爱他胜过爱自己的兄弟。”

而白头发守夜老头喝醉了酒，满头大汗，死缠着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不，你最好听我说。马库拉泽说什么他爱谢廖什卡。沃罗比约夫胜过亲兄弟，你听听！你知道，我在煤矿干过活，东家对我多尊敬，多爱。跟我一块喝酒，我给他唱歌。他直截了当对我说，‘你代替了我的兄弟，虽说是一名普通矿工。’我们一块聊天，一块吃饭。”

“是格鲁吉亚人？”尼古拉耶夫问。

“干吗非要是格鲁吉亚人，沃斯克列先斯基先生是所有矿工的主人。你难道搞得清楚，他是多么尊敬我。他有百万资产，你明白那是什么人吗？”

尼古拉耶夫与克雷莫夫互相使眼色，滑稽地挤眉弄眼，摇摇头。

“好家伙，”尼古拉耶夫说，“这可是千真万确。活到老，学到“那就学吧。”老头说，没察觉对他的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