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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平直，你沿着这条直线走着，穿过一条条走廊，走廊里有许多房门。

亚戈达（1891—1938），1934—1936任内务人民委员。

明任斯基（1874—1934），1926年起任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

即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1936—1938）。

即贝利亚。

克雷莫夫从容不迫地走着，步伐不紧不慢，仿佛哨兵不是跟在他身后，而是走在他前面。

来到卢布扬卡监狱的最初几分钟，他有一种新奇的感觉。

“一个由点和线组成的几何图形。”按指印的时候他心中暗想，他不知为什么要这样想，不过，正是这个念头表达了他所产生的那种新奇的感觉。

产生这种新奇感的原因是因为他失去了自我感觉。假如他要求喝水，马上就会有人递给他，假如他心脏病发作突然倒下，医生会给他做必要的注射，他就不会有这种新奇感了。但他已不再是克雷莫夫，他感觉到这一点，尽管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已不再是那个穿衣、吃饭、买电影票、思考、上床睡觉时都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克雷莫夫同志。克雷莫夫无论心灵还是智慧都与众人不同，他在十月革命前就入了党，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他有许多与众不同的习惯和癖性，他同共青团员或者莫斯科各区团委的书记们、工人、老党员、老朋友以及请愿者们谈话的语调也不同于一般人。他的躯体与人体相似，从举动和思维看来，他与常人没什么差别，但克雷莫夫同志作为一个人的实质、他的人格、尊严和自由却已不复存在。

他被押进一间长方形囚室，镶木地板擦得干干净净，室内摆着四张小铁床，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毯子迭得工工整整，没有一点皱折。刹那间，他感觉到那三个人用常人的目光好奇地望了望第四名囚犯。

他们是人，是坏人还是好人，他不知道。他们对他抱有敌意还是漠不关心，他也无从知晓，但不管他们是好是坏，还是漠不关心，这一切表现都是人的表现……他在指定给他的一张小铁床上坐下来，那三个人坐在小铁床上，每人膝盖上都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他们一声不响地望着他。此时，他感觉业已失去的那种美好而又宝贵的东西又回到他身边。

其中一人块头很大，宽宽的脑门，一头浓密的、像贝多芬那样蓬乱的灰白鬈发垂在他低矮而又肥胖的额头上。

另一个人是个老头儿，两手惨白惨白的，光秃秃的脑壳和脸庞瘦骨嶙峋，仿佛刻在金属制品上的浅浮雕，似乎他的静脉和动脉里流动的是雪，而不是血液。

第三个人坐在与克雷莫夫并排的一张小铁床上，样子挺可爱，大概刚刚摘下眼镜，鼻梁上有一个红斑，一脸悲伤、善良的表情。他用手指了指房门，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然后摇摇头。克雷莫夫明白了，哨兵正通过监视孔望着他们。应该保持沉默才是。那个满头蓬发的人首先开了口。

“好吧，”他用懒洋洋的和善口吻说，“让我代表大家向武装力量表示欢迎。您打哪儿来，亲爱的同志？”

克雷莫夫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从斯大林格勒来。”

“哎呀，见到英勇的保卫战参加者非常高兴。欢迎您光临寒舍。”

“您抽烟吗？”白脸老头儿急促地问道。

“抽烟。”克雷莫夫回答说。

老头儿点了点头，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书本。

这时那位可爱的近视眼邻居说：

“看来是我让同志们倒霉了，我说我不抽烟，所以就不发我那份烟叶。”

他问道：

“您从斯大林格勒来很久了吗？”

“今天早晨还在那里。”

“啊呀呀，”大个子说，“乘道格拉斯号飞机来的？”

“正是。”克雷莫夫回答说。

“请讲讲斯大林格勒局势怎么样？我们没来得及订报纸。”704

“您饿了，对吗？”讨人喜欢的近视眼说我们都吃过晚饭了。”“我不饿。”克雷莫夫说，“德国人攻不下斯大林格勒，现在这一点非常清楚。”

“我过去一直坚信这一点。”大个子说。

老头儿刷地一下合上书，问克雷莫夫说：

“看来，您是共产党员？”

“是的，是共产党员。”

“轻点，轻点，这里只能小声说话。”讨人喜欢的近视眼说。“不能高声谈论是不是党员。”大个子说。

克雷莫夫觉得此人有些面熟，他突然想起来：他是莫斯科著名的报幕员。有一次克雷莫夫和叶尼娅一起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听音乐会，在舞台上看见过他。想不到在这里见面了。

这时牢门打开了，哨兵朝室内望了一眼，问道：“谁的姓是‘K’打头？”

大个子答道：

“是我，我姓卡采涅林博根。”

他站起来，用巴掌抿了抿蓬乱的头发，然后不慌不忙地朝门口走去。

“是去受审。”讨人喜欢的邻居低声说。

“为什么是‘K